父親六十六歲生日時，我曾為他塑過像，那是六年前的事了。他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知識分子，塑像也只是表達兒子特別的情感，那尊像后來鑄成了青銅：

頭微微上抬，顴骨聳起，面部嶙峋，眼睛里透發出不確定的光，并不整齊的頭發有序向后......

這是一件寫生作品，但更多意義上是定格在我記憶深處的“父親”。從我記事始，很少看到父親、母親的笑容，母親總是愁眉。我們弟兄姐妹七個，我排行老五，一家人靠父親一人工資維持生活。約是六七年，父親被掛上了黑板，與一些戴帽子的“牛、鬼、蛇、神”在街上游斗。不過還好，他不象有的人被捆綁起來爬街游行。一次批斗大會，父親站在臺上，紅衛兵宣讀他的“罪行”，他并沒有低頭。倒是我每天早晨看他排著隊伍到毛主席像前“請罪”......

六九年酷暑，父親四十歲生日，在“牛棚”無辜受刑，寫下：

披肝瀝膽廿年間，盡瘁桃林未等閑。

浩劫臨頭人變鬼，“牛棚”飲恨笑天寒。

那時，父親穿的是黑燈線絨的棉襖、棉褲、帽子。因為父親挨斗，我讀一、二年級時，也同樣受到了同學的謾罵、歧視。六九年嚴冬，全家隨父親下放農村，八十歲的爺爺、奶奶和我四歲、六歲的弟弟、妹妹也都成了新農民。父親也因下放，擺脫了挨批斗的困境，他虔誠地向貧下中農學習，在他們身上看到的是純樸､忠厚。他決心徹底改造自己，常常唱起《我們走在大路上》。早晨也起得早，看廣闊天地的日出。我的姐姐､哥哥都輟學務農，冬天挖河、拾糞，夏天割稻、造綠肥。父親捉摸著試制“九二零”農藥，還養了一百只雞。由此而成為左右鄰鄉的新聞。不料，“一打三反”運動開始，父親成了這一運動的“活靶子”，工作組把父親搞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后來，上級調他到“五･七干校”學習，才算又逃過挨整的關。不久，父親被啟用了，回學校任教，他把對黨的感恩之情投入到工作熱情中。他天真、正直，但脆弱、敏感、易動情，重執教鞭，他欣然寫下：

陰陽錯位本荒唐，屈子行吟豈自傷。

忽報天公垂雨露，枯藤野草詠榆桑。

這段時期，他穿的是藏藍色的中山裝。

七十年代中期，舉國上下學張鐵生“交白卷”，父親總是督促我們弟兄讀書、讀詩。并自制小本子，抄錄經典詩詞、警句供我們背誦。他自己早晨五點鐘起床，點著煤油燈備課、吟詩。到七點鐘上課堂前，嘴角上已是兩堆口沫了。他喜讀《離騷》，談《紅樓夢》，講李、杜，慕王勃，詠東坡。他尤愛那些具有悲劇色彩的愛國詩篇，吟至激昂或低沉處，總是聲淚俱下。他也善于剪報，貼了若干本，關心時事，緊跟形勢。對魯迅推崇備至，滿屋子掛的是他手書的魯迅詩及名言。這些，也使我們那個時代只能學習課本及毛澤東詩詞的青少年多吸收了一些傳統文化，更早地了解到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我后來創作的《魯迅銅像》，創作中國歷史文化人系列雕像，客觀上與父親早期對我的影響是有內在聯系的。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個夏天的晚上，他把我叫到蚊帳里，講“關于細節描寫”，這篇文章好像是吳調公先生發表在《新華日報》上的。我那時正上初中，他對我灌輸了一些文藝理論，重點強調文藝的“階級性”，主要出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是充滿理解、充滿情感而講的。

七八年、七九年我連續二次高考落榜，后入無錫工藝美校學泥塑，大學夢成了泡影。我彷惶、消沉，父親作詩，以擊鼓催發，并送我過江到了惠山腳下，從此我登藝術之峰有了始點：

求醫失路笑難關，從藝有期莫等閑。

坐井觀天終是小，大江放眼快揚帆。

多年來，我把它作為一種動力，每念及此，總是浮現出第一次由蘇北橫渡長江的壯闊之景，浪淘盡，滾滾東流......

八二年，父親離休，帶著壯志未酬的遺憾發出了：“身雖病，心難老，范公志，何能丟？冀明天幸復，重游芳洲”的感慨。

那時，我已從藝校畢業，閑居家中，用竹筆沾墨為父親作一寫生像。這幅畫像至今仍保存完好，只是新聞紙已泛黃褐色。從那氣質上看，他心目中常有古賢人，常吟“撫孤松而盤桓”。緊閉而下垂的嘴角中流露出“待從頭，再附驥驅馳，意正道”（父親詞）的內心世界。不久，他感嘆于“病馬嘶槽”，頓生“壯心不已”，在地方上創辦“騰飛補習學社”。“騰飛”在高考中年年報捷，父親如履春風，意氣當年，作昂揚斗志的《騰飛補習學社之歌》：堰口虹橋，春光爛霄。巍巍騰飛，興學施教。……喜見人才之豐蔚兮，如雨后之春潮。宏開學社，樂育群芼，中華騰飛，端賴吾曹。

這期間，我們弟兄姐妹都各有其業，父母經濟上沒有負擔，他本人多年來在政治上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精神上所承受的壓力都蕩然無存。通過辦學社，在晚年實現其價值，一吐揚眉之氣。

回首看，父親的經歷，某種意義上也反映了一代普通知識分子的命運。我是六二年出生的，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據說母親生我時，月子里唯一的營養僅是用幾條小魚煮了一鍋湯。父母親在我們每個子女身上都盡了很大力，如今我們弟兄姐妹中有工人、公務員、醫生、大學教授，也有在體改中轉崗的，在平凡的崗位上都兢兢業業地工作，這與母親誠樸、勤勞的質量之“身教”，與父親之情理交融的“詩教”不無關系，詩集中的“家教義方”一輯便是記載。

現在父母都老了，九八年十月母親七十壽辰，父親作：

同甘共苦五十春，風雨沉浮見淑貞。

育女撫兒來晚福，糟糠夫婦樂逢辰。

此情此意，化為境界。父親七十二歲了，但他依然天真，似乎理想的光環離他只一步之遙，他每日都在追逐，每日都獲得新的希望。他來南京喜歡去秦淮河問古，也喜歡散步于早年駐足的校園，喜歡談論在大學讀書時教過他的教授：陳瘦竹、朱彤、諸祖耿、蒙圣瑞……他懷舊，常念起我的高祖高也東秀才、伯祖高二適先生，表伯趙繼武教授，家族的文化淵源使他不經意露出了自信與自豪。尤是高二適先生——一個文化大師在中國現當代的影響，也勾起他對早年受其蒙教的深深眷戀。“一高炳蔚榮書史，海邑同光頌楚星”。

而今，他把這種文化理想的實現深深寄托于第三代，這不僅因為老人們的共性，也是教育工作者的習慣思維與責任，在他數百首詩歌中，這部分內容閃爍著“人本”的愛光，是生命真實意義的頌歌。難怪他看到孫兒榮獲“三好生”獎狀后，當即揮毫：

手持獎狀試公公，心有神靈不露容。

看你膝前何寄語，詩書后裔勝虬龍。

他教育的宗旨圍繞“愛”：愛國、愛民、愛事業……核心是愛國。這是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心聲。

父親并不能算得上是詩人，但他的心中有詩意。他把對生活的理想、熱情用詩表達出來了，而且十分真切。有些詩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并非純藝術､純文學的，但在“內容決定形式”的文藝創作原則指引下，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受影響、受左右是必然的，這正是其生活、心路軌跡的真實記錄。他也寫了大量的田園詩，古人筆下的歸帆、炊煙、沙鷗、丘林在他的詩中被賦予了新意，這與那些有政治色彩的詩互為補充，是他精神自然、自在、自由的表露！

簫聲，給人的感覺是悠遠的，仿佛來自曠古，又似乎飄揚于未來無際的虛空。它的抑、揚、頓、挫、高、亢、低、沉，冥冥中，正像父親和他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