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此認為雨的聲音就是瓦的聲音。

二十年前的雨聽起來與現在的有所不同，雨點落在更早以前出產的青瓦上，室內的人便聽見一種清脆的鈴鐺般的敲擊聲。

毫不矯飾地說，青瓦上的雨聲確實像音樂，只是隱身的樂手天生性情乖張喜怒無常，突然地失去了耐心，雨聲像鞭炮一樣當空炸響，你懷疑如此狂暴的雨是否懷著滿腔惡意，然后忽然它又倦怠了撒手不干了，于是我們只能聽憑郁積在屋檐上的雨水以其慣性滴落在窗門外，小心翼翼地，懷著一種負疚的感覺。

這時候沉寂的街道開始蘇醒，穿雨衣或打雨傘的人踩著雨的尾巴，走在回家的路上。有個什么聲音在那里歡呼起來，雨停啦！回家啦！

智利詩人聶魯達是個愛雨的人，他說，雨是一種敏感、恐怖的力量。他對雨的觀察和總結讓我感到惘然。是什么東西使雨敏感？又是什么東西使雨變得恐怖？我對這個無意義的問題充滿了興趣。請想象一場大雨將所有行人趕到了屋檐下，請想象人們來到室內，再大的雨點也不能淋濕你的衣服和文件，那么是什么替代我們體會雨的敏感和恐怖呢？

二十年前我住在一座簡陋的南方民居中，我不滿意于房屋格局與材料的乏味，對家的房屋充滿了一種不屑。但是有一年夏天我爬上河對面水泥廠的倉庫屋頂，準備練習跳水的時候，我頭一次注意了我家屋頂上的那一片藍黑色的小瓦，它們像魚鱗那樣整齊地排列著，顯出一種出人意料的壯美。

對我來說那是一次奇特的記憶，奇特的還有那天的天氣，一場暴雨突然來臨，幾個練習跳水的男孩索性冒雨留在高高的倉庫頂上，看著雨點急促地從天空中瀉落，沖刷著對岸熱騰騰的街道和房屋，沖刷著我們的身體。

那是我唯一一次在雨中看見我家的屋頂，暴雨落在青瓦上，濺出的不是水花，而是一種灰白色的霧氣，然后雨勢變得小一些了，霧氣就散了，那些瓦片露出了它簡潔而流暢的線條。我注意到雨水與瓦的較量在一種高亢的節奏中進行，無法分辨誰是受害的一方。

肉眼看見的現實是雨洗滌了瓦上的灰土，因為那些陳年的舊瓦突然煥發出嶄新的神采，在接受這場突如其來的雨水沖洗后，它們開始閃閃發亮，而屋檐上的瓦楞草也重新恢復了植物應有的綠色。我第一次仔細觀察雨水在屋頂上制造音樂的過程，并且有了一個新的發現：不是雨制造了音樂，是那些瓦對于雨水的反彈創造了音樂。

說起來多么奇怪，我從此認為雨的聲音就是瓦的聲音，這無疑是一種非常唯心的認識，這種認識與自然知識已經失去了關聯，只是與某個記憶有關。記憶賦予人的只是記憶，我記得我二十年前的家，除了上面說到的雨中的屋頂，還有我們家洞開的窗戶，遠遠地我從窗內看見了母親，她在家里，正伏在縫紉機上，趕制我和哥哥的襯衣。

現在我已不記得那件襯衣的去向了，我母親也早已去世多年。但是二十年前的一場暴雨使我對雨水情有獨鐘，假如有鋪滿青瓦的屋頂，我不認為雨是恐怖的事物；假如你母親曾經在雨聲中為你縫制新襯衣，我不認為你會有一顆孤獨的心。

這就是我對于雨的認識。這也是我對于瓦的認識。

八百米故鄉

蘇童

八百米的世界，對我們一家，曾經是一種宿命。

在我的字典里，故鄉常常是被縮小的，有時候僅僅縮小成一條狹窄的街道。有時候故鄉是被壓扁的，它是一片一片的記憶碎片，閃爍著寒冷或者溫暖的光芒。所謂我的字典，是一本寫作者的字典，我需要的一切詞匯，都經過了打包處理，便于攜帶，包括“故鄉”這兩個沉重而龐大的字眼。

每個人都有故鄉，而我最強烈的感受是，我的故鄉一直在藏匿，在躲閃，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問號。什么是故鄉？故鄉在哪里？問號始終存在，這么多年了，我還在想象故鄉，發現故鄉。

1982年夏天，在一條名叫齊門外大街的街道上居住了二十多年之后，在把四個子女都養大成人之后，我父母喬遷新居，從蘇州城最北端的那條老街上繼續往北五百米，過一座橋，再穿越一條很短、很狹窄的街道，左手是我母親工作的水泥廠，右手的工廠宿舍樓，就是他們的新家。

這次喬遷的直線距離，沒有超過八百米，當時我在北京上大學，在千里之外，對新家充滿了熱情的想象，因為那是新房，在三層樓上，新居的高度和抽水馬桶、陽臺之類的東西已經讓我足夠興奮。我清楚地記得暑假回家的第一個下午，我在新居的陽臺上眺望著遠處的風景，懷著一種新生的心情。遠處的風景，正面方向是水泥廠工廠區白色的大煙囪和水泥窯，側面遠眺，能看見一家炭黑廠黑色的煙囪和黑色的廠房，在水泥窯的后面，有京滬鐵路通過，可惜水泥窯能看見鐵路和火車，我看不見。我從小生活的舊屋，其實就在東南方向八百米處，我視線能及的地方，但是其他的房屋擋住了那舊屋，我什么也看不見。

那是很多年來我們家的第一次搬遷，是在對環境污染一無所知的年代里，我們從一家化工廠的對面搬到一家水泥廠和一家炭黑廠之間，從被苯酐生產污染的空氣里撲向水泥粉塵和炭黑粉塵的懷抱�？諝赓|量對我們每一個家庭成員并沒有太多的妨礙，唯一的問題是日常生活的直徑改變了。正負八百米，我父親去市中心上班，騎自行車要多走八百米，我母親上班少走八百米，可是去看望我外祖母和舅舅們要多走八百米。

對我來說，八百米是一次直徑的擴展，美中不足的是這次擴展規模太小，我的生活從一條街到另外一條街，僅僅延伸了八百米，不能遺忘什么，也不能獲得什么。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意識到了“故鄉”這個詞，可是我所想象的故鄉似乎并不存在于這八百米的世界里。

八百米成為一個象征，就像一個人發現故鄉的路，很短，也很長。

我對蘇州城北再熟悉不過了。每一條街路，每一間工廠，甚至大街小巷里的好多戶人家，我都知道他們的底細。但是那個地區太擁擠了，太低矮了，我從沒有機會徹底解放我的目光，我從來沒有獲得過登高遠眺一覽江山的經驗。那年夏天，我意識到我對新居的期待是一場空歡喜，三層樓，視線還是被遮蔽的。我無法獲得一個觀察者的視線，即使是描寫一條街的街景，我仍然要通過腦子里的記憶，還有想象。

但是從文學意義上說，八百米也許可以成為一個故鄉了，只是稍顯局促而已。從孩提時代到二十歲，我主要是在蘇州城北的這八百米范圍內活動，成長。我的寫作，其實一直在利用這局促的八百米的故鄉，有一些事物總是在我創作過程中浮現在腦海里，分別是河水、鐵路、工廠、河里的客船、駁船和農用船。許多敞開的房屋的門洞，早晨和黃昏街上的人流和嘈雜的市聲。

那八百米范圍里的居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好多人臉會在我寫作的時候悄悄一閃，進入我的記憶，那些事物，那些人，都以故鄉的名義降臨。為了寫作，我有一條虛擬的抵達故鄉之路，我習慣設定一個出發點，這是故鄉模糊的版圖中唯一清晰的地標，也就是零公里處。我設定的所謂的零公里處，就是我二十歲以前居住的舊屋。

齊門外大街如今拆了一半，保留了一半，被拆去的是臨河的房屋，127號，這個門牌號碼現在應該是消失了。那曾經是我母親的家族很多人的舊屋，一面臨街，一面臨河。臨街的那一側住著我大舅一家，隔著一個小小的天井，臨河的兩間屋子曾經住著我們一家和我三舅一家，而在天井的耳房里住著我外祖母。

我三歲那年三舅買下了隔壁一戶人家的私房，住到了我們家的隔壁。這樣，一個家族的人各有門戶，卻又緊緊地靠在一起。我母親這一家家境貧困，從鎮江地區的揚中島上出外謀生，移民到蘇州，一直團結在我大舅的周圍，一起居住，一起生活。之前，在我和我哥哥出生之前，我們三家人和外婆一起住在另一條街上，東匯路南田村的一所更擁擠的房子里，很奇怪，我后來算了一下那兩所房子間的距離，差不多也是八百米。

八百米的世界，對我們一家，曾經是一種宿命。唯一不同的是1982年夏天的搬遷，讓我母親與這個家族分開了，分開八百米，不算很遠，但也不近。這使我母親在腌咸菜的季節里格外頭痛，腌菜的大缸沒法搬到新居里去，而且，我母親特別信任我二舅的腳，認為只有他踩出來的腌菜才好吃�，F在，缸沒有了，踩缸的“腳”也不在身邊，只好放棄腌菜了。

搬家也給我造成了麻煩，且明顯大于腌菜的麻煩。我要聽從母親的吩咐走親戚，暑假或者春節，每年最起碼兩次，要走八百米的路，回到舊屋去，見過我的外祖母，見過我的大舅大舅母和二舅二舅母，我從127號一個大家庭的一員，變成了一個親戚，一個客人。這種新的身份讓我感到新奇，又很不自在。

而我家的房子由于是公房，已經被調配給了一個陌生的家庭。我好奇地打量過從前的家，非常悵然地發現，那確實不是我的家了，那戶人家粉刷了墻壁，改變了房子的格局，也改變了我母親家族聚居的格局，不是陌生人融入了這個家族，就是這個家族融入了陌生人的生活。

而我們這個家族，最初就是這個街區的陌生人。我父母是從鎮江地區揚中島上來到蘇州的移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我所有的身份資料上的籍貫一欄，填寫的都是揚中縣，改寫成蘇州是八十年代以后的要求，這個要求忽略了父輩的來歷，強調了出生地的重要。自此，我的身份才與蘇州發生如此緊密的聯系。

我們這個家庭有點特別，幾家人聚攏在一起，在一個新的居留地過著家族式的生活，似乎就是要為下一代更改故鄉的名字。但故鄉的名字是不容易改變的，我們家周圍的鄰居大多是蘇州的老居民，他們早已接納了我們這個家族，但是，對于我們127號和125號的日常生活，畢竟是有點好奇的。而語言問題首當其沖，語言在我們這個家族里無法統一，我外祖母不會說蘇州話，我大舅母不會說揚中話，我的父母和舅舅們則交替使用家鄉方言和蘇州話——他們互相之間用家鄉話交流，對孩子們、對外人都說流利的蘇州話。

長輩們的家鄉方言，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讓我們這些孩子感到恐懼，就像一個隱私，唯恐給外人聽到，可惜的是，這隱私無法藏匿，因為長輩們從不以他們的家鄉為恥。

揚中島的方言聽起來接近蘇北話，而蘇州這個城市的市民文化與上海相仿，地域歧視從來都是存在的，蘇北話歷來被眾人所不齒。尤其是我的姐姐和表姐們，一旦與別的女孩子發生口水仗，必然會因為長輩們的口音受牽連。無論她們怎么強調揚中島位于揚子江江心，屬于鎮江地區，鎮江地區是在江南，與蘇北無關，都無濟于事，通常她們得到的回答是：鎮江話也是蘇北話，不管你們的老家在江南還是江北，反正你們不是蘇州人，是蘇北人！

我們家的下一代都為上一代的家鄉辯解過，為地理位置辯解，為口音所屬方言辯解，出于虛榮心，或者就是出于惱怒。當你為父母的口音感到惱怒時，你如何體會“故鄉”這兩個字帶來的榮耀？相反，下一代體驗的是一種隔絕故鄉和遺忘故鄉的艱難。說到底，孩子們是沒有故鄉的，更何況是我們這些農村移民的孩子。

失散，團聚，再失散，是我母親的家族在揚中、蘇州兩地遷徙生息的結局，沒有土地的家族將永遠難逃失散的命運。我母親的家族在幾十年的艱難時世里一直聚合在一起，是一個親密的家族圈的生活，但最終，在一個快速發展變化的時代里，一切煙消云散，這個家族的第一代、第二代，還有第三代，最后還是失散了。

五年前，隨著蘇州齊門外大街的拆遷重建，我的大舅和三舅媽都被安置在了別的居民小區。同樣的，由于親戚關系不可避免地日漸疏遠，我甚至從來沒有去過他們的新家。我在蘇州城里有好多表姐表哥，但我不知道他們住在哪個地方，他們的孩子紛紛到南京來求學，我設法找到他們，把這些年輕的大學生叫到家里來，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晚餐過后，接到那些表姐表哥的電話，是致謝的電話，之后，又恢復漫長的疏遠，聯系中斷了。

我童年時代熱鬧的家族圈生活完全萎縮了，家族對于我來說，僅僅是由直系親屬組成，每次回到蘇州，我的足跡僅限于我父親的家和我兄弟姐妹的家，甚至他們都不在一個屋檐下生活，每兩家之間的距離都很遙遠，遠遠超過八百米。對我來說，超過八百米，故鄉便開始模糊，開始隱匿，至此，我的八百米的故鄉已經飄忽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