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腦子有時像一團飄浮不定的云，有時又像一塊冥頑不化的巖石。你卻要去追趕你的飄浮，錛鑿你的冥頑。你的成功大多在半信半疑中，這實在應該感謝你冥頑不化、顛撲不滅的飄浮，還有相應的機遇和必要的狡黠。

于是，你突然會講一口流利的外語了，你突然會游泳了，你突然會應酬了，你突然會烤面包了。

我父親從干�；貋�，總說他是靠了一個偶然的機遇：廬山又開了一個什么會，陳伯達也倒了，影響到當時中國的一個方面，干校亂了，探親的、托病的、照顧兒女的……他們大多一去不返，慢慢干校便把他們忘了。

父親的脫離干校是托病，那時他真有病，在干校得了一種叫作陣發性心房纖顫的病，犯起來心臟亂跳，心電圖上顯示著心律的絕對不規律。父親的回家使我和妹妹也從外地親戚家回到了他身邊，那時我十三歲，妹妹六歲。母親像是作為我家的抵押仍被留在干校。那時的父親是個安分的人，又是個不安分的人。

在大風大浪中他竭力使自己安分些，這使得軍宣隊、工宣隊找他談話時總是說“像你這樣有修養的人”、“像你這種有身份的人”當如何如何，話里有褒也有貶。

但因了他的安分，他到底沒有受到大的磕碰。關于他的大字報倒是有過，他說那是因為有人看上了他那個位置，其實那位置才是一家省級劇院的舞美設計兼代理隊長。于是便有人在大字報上說他不姓鐵，姓“修”，根據是他有一輛蘇聯自行車，一臺蘇聯收音機，一只蘇聯鬧鐘，一塊蘇聯手表。

為了證明這存在的真實性，大字報連這四種東西的牌子都作了公布，它們依次是：“吉勒”、“東方”、“和平”、“基洛夫”。“也怪了。”事后父親對我說，“不知為什么那么巧，還真都是蘇聯的。”

這大字報震動不大，對他便又有了更具分量的轟炸。又有大字報說：干校有個不到四十歲的國民黨員，挖出來準能把人嚇一跳，因為“此人平時裝得極有身份”。大字報沒有指名道姓，父親也沒在意。下邊卻有人提醒他了：“老鐵，你得注意點，那大字報有所指。”父親這才感到一陣緊張。

但他并不害怕，因為他雖有四件“蘇修”貨卻和國民黨不沾邊。當又有人在會上借那大字報旁敲側擊時，他火了，說：“我見過日本鬼子見過偽軍，就是沒見過國民黨。”他確實沒見過國民黨，他生在農村，日本投降后老家便是解放區了。鬼子偽軍他見過，可那時他是兒童團長。

大字報風波過去了，父親便又安分起來。后來他請病假長期不歸也無人問津，或許也和他給人的安分印象有關。

父親把我們接回家，帶著心房纖顫的毛病，卻變得不安分起來：他刷房、裝臺燈、做柜子、刨案板、翻舊書舊畫報，還研制面包。

面包那時對于人是多么的高不可攀。這高不可攀是指人在精神上對它的不可企及，因此這研制就帶出了幾分鬼祟色彩，如同你正在向資產階級一步步靠近。

許多年后我像個記者一樣問父親：“當時您的研制契機是什么？”

“這很難說。一種向往吧。”他說。

“那么，您有沒有理論或實踐根據？比如說您烙餅，您一定見過別人烙餅。”

“沒有。”

“那么您是純屬空想？”

“純屬空想。”

“您為什么單選擇了面包？”

“它能使你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沖動。”

父親比著蜂窩煤爐盤的大小做了一個有門、門內有抽屜的鐵盒子，然后把這盒子扣在爐上燒一陣，挖塊蒸饅頭的自然發酵面團放進抽屜里烤，我們都以為這便是面包了。

父親、我和妹妹三人都蹲在爐前等著面包的出爐，臉被烤得通紅。父親不時用身子擋住我們的視線拉開抽屜看看，想給我們個出其不意。我和妹妹看不見這正被烘烤著的面團，只能注視父親的表情。但他的表情是曖昧的，只煞有介事地不住看表———他的“基洛夫”。

半天，這面包不得不出爐了，我和妹妹一陣興奮。然而父親卻顯不出興奮，顯然他早已窺見了那個被烤得又糊又硬的黑面團。掰開聞聞，一股醋酸味兒撲鼻而來。他訕訕地笑著，告訴我們那是因為爐子的溫度不夠，面團在里邊烘烤得太久的緣故。

妹妹似懂非懂地拿起火筷子敲著那鐵盒子說：“這爐子。”父親不讓她敲，說，他還得改進。過后他在那盒子里糊了很厚一層黃泥說：“沒看見嗎？街上烤白薯的爐里都有泥，為了增加溫度。”再烤時，泥被烤下來，掉在鐵抽屜里。

后來他扔掉那盒子便畫起圖來。他畫了一個新烤爐，立面、剖面都有，標上嚴格的尺寸，標上鐵板所需的厚度。他會畫圖，布景設計師都要把自己的設計構想畫成氣氛圖和制作圖。他畫成后便騎上他的“吉勒”沿街去找小爐匠，一個小爐匠接了這份活兒，為他打制了一個新爐子。新烤爐被扣在火爐上，父親又撕塊面團放進去。

我和妹妹再觀察他的表情時，他似有把握地說：“嗯，差不多。”面包出爐了，顏色真有點像，這足夠我們歡騰一陣了。父親噓著氣把這個尚在燙手的熱團掰開，顯然他又遇到了麻煩——他掰得很困難。但他還是各分一塊給我們，自己也留一塊放在嘴里嚼嚼說：“怎么？烤饅頭味兒。”我和妹妹都嘎嘎嚼著那層又厚又脆的硬皮，只覺得很香，但不像面包。我們也不說話。

后來父親消沉了好一陣，整天翻他的舊書舊畫報，爐子被擱置門后，上面扔著白菜土豆。一次，他翻出一本《蘇聯婦女》對我說：“看，面包。”我看到一面掛著花窗簾的窗戶，窗前是一張闊大的餐桌。桌上有酒杯，有鮮花，有擺得好看的菜肴，還有一盤排列整齊的面包。和父親烤出的面包相比，我感到它們格外的蓬松、柔軟。

也許是由于畫報上面包的誘發，第二天父親從商店里買回幾只又干又黑的圓面包。那時我們這個城市有家被稱作“一食品”的食品廠，生產這種被稱作面包的面包。

不過它到底有別于饅頭的味道。我們分吃著，議論、分析著面包為什么稱其為面包，我們都發言。那次的議論使父親突然想起一位老家的表叔，四十年代，這表叔在一個鄉間教堂里，曾給一位瑞典牧師做過廚師。后來這牧師回了瑞典，表叔便做起了農民。

父親專程找到了他，但據表叔說，這位北歐傳道者對面包很不注重，平時只吃些土豆蘸鹽。表叔回憶了他對面包的制作，聽來也屬于烤饅頭之類。這遠不是父親的追求。從表叔那里他只帶回半本西餐食譜，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鉸了鞋樣。

面包部分還在，但制作方法卻寫得漫無邊際，比如書中指出：發面時需要“干酵母粉一杯”。且不說這杯到底意味著多大的容積，單說那干酵母粉，當時對于一個中國家庭來說大概就如同原子對撞，如同搖滾音樂，如同皮爾·卡丹吧？再說那書翻譯之原始，還把“三明治”翻作“薩貴赤”。

一天，父親終于又從外面帶回了新的興奮。他進門就高喊著說：“知道了，知道了，面包發酵得用酒花，和蒸饅頭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的。”我聽著酒花這個奇怪的名字問他那是一種什么東西，他說他也沒有見過。想了想他又說：“大概像中藥吧。”我問他是從哪里聽說的。

他說，他在汽車站等汽車，聽見兩個中年婦女在聊天，一個問一個說，多年不見了，現時在哪兒上班；另一個回答在“一食品”面包車間。后來父親便和這個“一食品”的女工聊起來。那天，酒花使父親一夜沒睡好。第二天他便遠征那個“一食品”找到了那東西。

當然，平白無故從一個廠家挖掘原料是要費一番周折的。為此他狡黠地隱瞞了自己這詭秘而寒酸的事業，只說找這酒花是為了配藥，這便是其中的一味。有人在旁邊云山霧海地幫些倒忙，說這是從新疆“進口”的，以示它購進之不易。但父親總算圓滿了起初就把這東西作為藥材的想象。“很貴呢！”他舉著一個中藥包大小的紙包給我看，“就這一點，六塊錢。”

那天他還妄圖參觀“一食品”的面包車間，但被謝絕了，那時包括面包在內的糕點制作似都具有一定保密性。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訴了他這東西的使用方法，自此他中斷一年多的面包事業又繼續起來。

他用酒花煮水燙面、發酵、接面、再發酵、再接面、再發酵……完成一個程序要兩天兩夜的時間。為了按要求嚴格掌握時間，他把他的“和平”鬧鐘上好弦，“和平”即使在深夜打鈴，他也要起床接面。為了那嚴格的溫度，他把個面盆一會兒用被子蓋嚴，一會兒又移在爐火旁邊，拿支溫度表放在盆內不時查看。

一天晚上他終于從那個新烤爐里拽出一只灼手的鐵盤，鐵盤里排列著六只小圓面包。他墊著屜布將灼手的鐵盤舉到我們面前說：“看，快看，誰知道這叫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我看著他那連烤帶激動的臉色，想起大人經常形容孩子的一句話：燒包。

父親是燒包了，假如一個家庭中孩子和大人是具平等地位的話，我是未嘗不可這樣形容爸爸一下的。我已知道那鐵盤里發生了什么事，放下正在寫著的作業就奔了過去。妹妹為等這難以出爐的面包，眼皮早打起了架，現在也立刻精神起來。

父親發給我們每人一只說：“嘗呀，快嘗呀，怎么不嘗？”他執意要把這個鑒定的權利讓給我們。那次他基本是成功的：第一，它徹底脫離了饅頭的屬性；第二，顏色和光澤均屬正常。不足之處還是它的松軟度。

不用說，最為心中有數的還是父親。之后他到底又找到了那女工，女工干脆把這位面包的狂熱者介紹給那廠里的一位劉姓技師。他從劉技師那里了解到一些關鍵所在，比如發酵后入爐前的醒面，以及醒面時除了一絲不茍的溫度，還有更嚴格的溫度。

后來，當父親確信他的面包足已超過了“一食品”（這城市根本沒有“二食品”）所生產的面包時，他用張干凈白紙將一個面包包好，親自送到那面包師家去鑒定。父親回憶當時的情景說，那個晚上劉技師一家五六口人正蹲在屋里吃晚飯，他們面前是一個大鐵鍋，鍋里是又稠又粘的玉米面粥，旁邊還有一碗老咸菜，僅此而已。

一個面包師的晚餐給他終生留下了印象。面包師品嘗了父親的面包，并笑著告訴他說：“對勁兒。自古鉆研這個的可不多。我學徒那功夫，也不是學做面包，是學做蛋糕。十斤雞蛋要打滿一小甕，用竹炊帚打，得半天時間。什么事也得有個時間，時間不到著急也沒有用。”他又掰了一小口放在嘴里品嘗著，還把其余部分分給他的孩子，又夸了父親“對勁兒”。

父親成功了，卻更不安分起來，仿佛面包一次次的發酵過程，使他的腦子也發起酵來，他決心把他的面包提到一個更高階段。那時候尼邁里、魯巴伊、西哈努克經常來華訪問，每次訪問不久便有一部大型紀錄影片公演，從機場的迎接到會見、參觀，到迎賓宴會。

父親對這種電影每次必看，并號召我們也看。看時他只注意那盛大的迎賓國宴，最使他興奮的當然莫過于主賓席上每人眼前那兩只小面包了。他生怕我們忽略了這個細節，也提醒我們說：“看，快看！”后來他干脆就把國宴上那種面包叫作“尼邁里”了。那是并在一起的兩只橄欖型小面包，顏色呈淺黃，卻發著高貴的烏光。

父親說，他能猜出面包的原料配制和工藝過程，他下一個目標，便是這“尼邁里”。為烘制“尼邁里”，他又改進了發酵工藝及烤爐的導熱性能。他在爐頂加了一個拱型鐵板，說，過去他的爐子屬于直熱式，現在屬熱回流式。他烤出了“尼邁里”說：“你面對一只面包，只要看到它的外觀，就應該猜到它的味道、纖維組織和一整套生產工藝。”自此我也養成了一個習慣，便是對面包的分析。

多年之后當我真的坐在從前尼邁里坐過的那個地方，坐在紐約曼哈頓的飯店里，坐在北歐和香港那些吃得更精細的餐館里，不論面前是哪類面包，我總是和父親的“尼邁里”作著比較，那幾乎成為我終生分析面包的一個標準起點。也許這標準的真正起點，是源于父親當年為我們創造的意外的氛圍。

我想，無論如何父親那時已是一位合格的面包師了。這些年父親買到了好幾本關于面包烘制法的書籍，北京新僑飯店的發酵工藝、上海益民廠的發酵工藝、北京飯店的、瑞典的、蘇格蘭的……還買了電烤箱。我們所在的城市也早已引進了法式、港式、澳大利亞式面包生產線，面包的生產已不再是當年連車間都不許他進的那個秘密時代了。

然而父親不再烘制了，他正在安分著他的繪畫事業。只在作畫之余，有時任意翻翻這書說：“可見那時我的研究是符合這工藝的。”后來我偶然地知道，發酵作為大學里的一個專業，學程竟和作曲、高能物理那樣的專業同樣長短。

一只生著銹的老烤爐擺在他的畫架旁邊，作為畫箱的依托。也許父親忘記了它的存在，但它卻像是從前的一個活見證，為我們固守著那不可再現的面包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