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鼠疫》借助對苦難、死亡與存在的思考，將現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極致，構造了人類反抗姿態與荒誕處境之間的張力，肯定了一種力所能及的行動，提示無神時代的現代人在愛中尋找信仰之源。下面是由勵志故事網的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一些讀后感那，以供大家參考！

《鼠疫》讀后感作文精選三篇

【第一篇】

我讀過兩遍加繆的《鼠疫》。第一次是2004年非典消失后，第二次就是今年春節這個意外的“長假”。

為此特摘選加繆長篇小說《鼠疫》部分內容分享。在一場鼠疫中，人們承受著孤獨、焦慮、痛苦與掙扎。在全城絕望的境地，所謂英雄就是每一個微不足道，堅守著正直與善良生活的人。

愿我們能在加繆的文字中捕獲到信念與勇氣。

“我呢，我就知道，也用不著等什么化驗。有一段時間，我在中國行醫，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見過幾例。只不過當時，還沒大敢給他們的病定名。公眾輿論，那可是神圣的：切勿恐慌，千萬不可恐慌。

還有，正如一位同行所講：‘這不可能，眾所周知，瘟疫已然從西方滅絕了。’對，眾所周知，除了死者。好了，里厄，您跟我一樣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里厄大夫還在思索。他站在診室的窗口，眺望摟抱海灣的懸崖的巖頭。天空雖為藍色，但是，隨著午后時間的流逝，光澤也漸趨暗淡了。

的確，天災人禍是常見之事，不過，當災難臨頭之際，世人還很難相信。

人世間流行過多少次瘟疫，不下于戰爭。然而，無論鬧瘟疫還是爆發戰爭，總是出乎人的意料，猝不及防。里厄大夫跟我們的同胞一樣，也是猝不及防。必須這樣來理解他的游移不決。也必須這樣來理解他在擔心和信心之間搖擺不定。

面對一場爆發的戰爭，人們總是這么說：“這仗打不久，這么打也太愚蠢了。”毫無疑問，一場戰爭肯定是愚蠢到家了，但是愚蠢并不妨礙戰爭會持續很久。人若是不總為個人著想，那么就會發覺，原來愚蠢是常態。在這方面，我們的同胞又跟所有人一樣，他們考慮自身，換言之，他們是人本主義者：他們不相信災禍。

災禍無法同人較量，于是就認為，災禍不是真實的，而是一場噩夢，總會過去的。然而，并不是總能過去，噩夢接連不斷，倒是人過世了，首先就是那些人本主義者，只因他們沒有采取防范措施。

我們的同胞，論罪過也并不比別人大，只不過他們忘記了應當謙虛，還以為自己無所不能，這就意味著災難不可能發生。

里厄大夫一直在憑窗眺望。玻璃窗外，天光明凈，春意盎然。玻璃窗里面，“鼠疫”這個詞還在室內回響。這個詞不僅具有科學所賦予的含義，還擁有一幅幅長長排列的圖景：這些圖景非同尋常，和這座黃灰色的城市很不協調，尤其此刻，這座城市還頗有生氣，算不上熱鬧，倒也挺嘈雜，總的來說，一片祥和的氣氛，如果說“祥和”與“死氣沉沉”可以并用的話。

而且，如此安定、與世無爭的清平世界，也能輕而易舉地抹掉瘟疫的陳舊圖景，如雅典鬧瘟疫時飛鳥絕跡；中國的城市到處是奄奄一息的病人；馬賽的苦役犯將渾身流膿血的尸體疊放在坑里；普羅旺斯地區筑起高墻，以便阻遏鼠疫的狂飆；君士坦丁堡醫院里硬地面上放置著潮濕腐爛的床鋪，用鉤子將病人一個一個拖走。

黑死病肆虐時期，醫生都戴著口罩，仿佛戴著面具參加狂歡節；米蘭活著的人在墓地里交歡；在驚恐萬狀的倫敦，車水馬龍，都載著死尸，無論白天還是夜晚，到處都回蕩著持續不斷的號叫。

不，這些圖景還不夠強烈，不足以扼殺這一天的安寧。從玻璃窗外，突然響起一輛看不見的有軌電車的叮當聲，一瞬間便打破了殘忍和痛苦的景象。唯獨在星羅棋布的灰暗房舍盡頭的大海，才能證明世間還存在著令人不安和永不消停的東西。

里厄大夫眺望海灣，遙想當年盧克萊修描述的柴堆，那是雅典人因遭受瘟疫的襲擊而在海邊架起來的。雅典人趁黑夜將尸體運去，但是柴堆不夠用，送葬的人便爭奪位置，拿著火把大打出手，寧可打得頭破血流，也不愿拋棄他們親人的遺體。

不妨想象一下，面對平靜而幽暗的大海，搏斗的火把吐著紅舌，火星四濺，在夜晚噼啪作響，而惡臭的濃煙升騰，飛向關注世間的蒼天。大家都不免擔心……

然而，這種令人眩暈的景象，一碰到理性就破滅了。不錯，“鼠疫”這個詞已經說出口了，不錯，就在此刻，瘟疫正折磨、擊倒一兩個犧牲品�？墒牵�這有什么，說停就停了。

眼下應當做的，就是應該承認的事實便明確承認，果斷驅逐不必要的疑慮，采取切合實際的措施。接下來，鼠疫就會停止流行，因為鼠疫不能單憑想象或者假想存在。如果鼠疫停止流行了，這種可能性最大，那么就萬事大吉了。萬一情況惡化，那也能夠掌握，看看有沒有辦法先控制住，然后再戰而勝之。

里厄大夫打開窗戶，突然涌入市井的喧囂。從鄰近的車間傳來鋸床的聲響，無休止地重復短促而尖厲的聲音。里厄抖了抖精神。確實性就在那里，在每天的勞作中。其余的一切都系于游絲，系于微不足道的舉動，不可在這里面沉溺。做好本職工作才是關鍵。

因此，鼠疫給我們的同胞帶來的頭一種印象，就是流放感。敘述者確信，他在這里可以代表所有人，寫下他當時的感受，因為這是他跟許多同胞的共同體驗。不錯，時刻壓在我們心頭的這種空虛、真真切切的這種沖動，即非理性地渴望回到過去，或者相反，加快時間的步伐，還有記憶的這些火辣辣的利箭，這些正是流放感。

這時，他們的勇氣、意志和忍耐力，就會轟然坍塌，他們覺得掉進這深洞，再也不可能爬上去了。結果他們勢必強制自己，再也不去考慮他們終將解脫的日期，再也不面向未來，可以說一直低垂著眼睛過日子了。不過，這樣謹慎的態度，這種跟痛苦�；�頭、高掛免戰牌的做法，自然是得不償失。

他們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避免這場精神崩潰的同時，實際上也就舍棄了十分常見的時機，不能躲進將來同家人團聚的歡樂景象中而忘掉鼠疫。他們就是這樣，跌落在頂峰和深淵之間，上不上下不下，飄浮在那里，哪兒像活著，只是一天天毫無方向地混日子，沉湎于枯燥乏味的回憶，形同漂泊的幽靈，想要汲取點力量，也只能接受扎根在痛苦的土壤里了。

因此，他們感受著所有囚徒和流放者的極痛深悲，僅僅靠一種毫無用處的記憶活著。就連這個他們不斷思念的過去，也只有悔恨的味道了。

他們也確實很想往這過去中添加些什么，添加上他們現在期盼的男人或女人當初在一起時，悔不該能做到而未做的一切——同樣，無論在什么狀況下，甚至在他們的囚徒生活相對好過的時候，他們也總把離家的親人扯進來，而他們當時的處境總不能讓他們滿意。

我們對現時喪失耐心，又敵視過去，放棄未來，活似受人世間法律或仇恨的制裁，過著鐵窗生活的人。最終，想要擺脫這種無法忍受的休閑，唯一的辦法，就是在想象的空間，重新開動火車，讓頑固保持沉默的門鈴每小時都重復鳴響。

處于這種極度孤寂的境地，最終誰也不指望鄰居來相助，每人都獨守自己的憂慮。我們當中如果偶然有人想交交心，或者談一談自己的感受，那么對方無論如何回應，大多時候總要傷害他。于是他發覺對方和他所講的風馬牛不相及。他所表達的，確是他多日思慮和苦楚的由衷之言，他想要傳遞的形象，也是在等待和情欲之火上長時間燉出來的。

對方則相反，想象這是一種常見的激情、市場上叫賣的痛苦、系列化的憂傷。對方不管出于善意還是惡意，應答的話總是顯得虛假，這樣的交談還是放棄為好。或者，至少那些忍受得了沉默的人應該如此，而其他人，既然找不到真正的心靈語言，他們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采納市場的語言，說話也模仿那些老生常談，模仿那種普通關系和社會新聞的風格，差不多就是每天新聞了。

在這方面也同樣，切膚之痛往往用談話中的陳詞濫調來表達了。唯有付出這種代價，鼠疫的囚徒們才可能博得門房的同情，或者引起他們的聽眾的興趣。

“您說得對，朗貝爾，說得完全有理，而我無論如何，也絕不會讓您背離您要做的事情，覺得這是正確的，是好事。然而，我還是應該告訴您：這一切與英雄主義無關，而是誠摯的問題。這種理念也許會惹人發笑，但是同鼠疫做斗爭，唯一的方式就是正直。”

“正直是指什么呢？”朗貝爾問道，表情也忽然變嚴肅了。

“我不知道誠摯通常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況而言，我知道正直就是做好本職工作。”

正是在感情如此脆弱之際，里厄才可能判斷出自己的疲勞程度。他的敏感性失控了。大多數時間，他的敏感受到約束，顯得冷酷無情，因而逐漸衰微，將他拋給他再也掌握不住的沖動。他唯一的護身法，就是躲避在這種冷面硬心腸后面，收緊自身所形成的糾結。

他很清楚，正因為有這種好方法，他才得以干下去。此外，他并沒有多少幻想，而勞累又奪走了他尚存的幻想，只因他心里明白，值此他看不見盡頭的時期，他的角色不再是治病救人，而是做出診斷。發現病情，看到征兆，描述并記錄下來，然后判為絕癥，這便是他的任務。一些患者的妻子抓住他的手腕，哀號道：“大夫，救他一命吧！”然而，他職責所在，不是為了救命，而是命令隔離。

他當即在人臉上看到的仇恨，又能解決什么問題呢？“您的心腸太狠了。”有一天別人對他這樣說。其實不然，他心腸很好。正因為有這樣一副心腸，他才能每天堅持工作二十小時，眼看著生于世上的人一個個死去。正因為有這樣一副心腸，他才能周而復始，每天從頭做起。從此往后，他的好心腸剛剛夠他維持工作。這樣一副心腸，怎么還有余力救人一命呢？

不，他整天整天分發給人的，并不是救護，而是情報。自不待言，這稱不上男子漢的職業。不過，說到底，這群人已經喪魂失魄，數量銳減，還容得誰有這份閑暇去從事男子漢的職業呢？感到疲勞還算是幸運。

假如里厄真的精神頭更足些，那么，到處彌漫的死亡氣息，很可能要使他黯然神傷。人總是據實看待事物，也就是根據公正的原則，又丑惡又可笑的公正原則。而其他人，那些患了絕癥的人，他們也都明顯感覺到了。在鬧鼠疫之前，大家接待他，如同接待救命恩人。他給打一針，再給三片藥，就把人給治好了，病人家屬緊緊摟住他的胳膊，沿走廊給他帶路。

這恭敬有加，但是也危險。現在則相反，他去患者家，要帶著幾名士兵，敲門必須用槍托，人家才肯開門。他們恨不得拖著他，拖著全人類，跟他們一起同歸于盡。唉！千真萬確，人脫離不開人，他跟這些不幸的人同樣陷入絕境，他離開他們時內心增長的這種憐憫的顫動，其實他本人也理應得到。

但最危險的后果并不在于漠視外界發生的事件以及別人情緒的變化，而在于自己疏忽松懈，放任自流了。

只因當時他們表現出一種傾向，避免任何并非絕對必要、在他們看來力不能及的舉動。這些人就是這樣越來越忽略他們自己制定的衛生規則，忘記他們必須對自身多次消毒的某些規定，有時甚至沒有采取預防傳染的措施，就跑去看肺鼠疫患者，因為他們總是在最后一刻接到通知，要盡快趕往受到疫病感染的家。

人類與病毒的戰爭，永遠不會完結。

【第二篇】

習慣絕望比絕望本身更令人灰心喪氣。 ——加繆

瘟疫肆虐，隨之而來的，不是救助，而是令人絕望到發瘋的——封城。此時，你會怎么做?當鼠疫的陰影已經滲透到生活的每一處避無可避時，你是默然等待死亡的來臨，還是奮起做些毫無用處的反抗?加繆在《鼠疫》中談到的，正是這樣一個命題。

“于是，在這些高峰和低谷間他們選擇了一條中間路線。他們在生活中漂過而不是生活其中，在沒有目標的時光和毫無結果的回憶里，像本可以獲得實質的游蕩的影子一樣，選擇了立足在他們不幸的土壤里。”當等待中的人們終于認識到這座城市在也不可能響起車輪碾過鐵軌時響起的“咔咔”聲響，終于意識到遠行的親友再不可能踏入城門時，有的人妥協了。他們疲憊地認為他們再也沒了除與未來寂寞的時光和死亡的陰影相妥協之外的選擇，放棄了想象，放棄了回憶，也放棄了救贖的機會。

也有人，在鼠疫壓倒性的勝利優勢面前負隅頑抗。他們正如周國平所說的那樣：“我們不倒下，僅僅是因為我們不肯讓自己倒下。我們以此維護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尊嚴——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尊嚴。”然而盡管如此，這些勇士們卻仍產生了“從和幽靈般的記憶漫長而無聲的交流中，突然被拉進永恒的寂靜，不再有任何痛苦。這是幸運，還是不幸?”漫長而無盡的等待，毫無勝算的斗爭，以及不得不保持十二萬分的精神來和鼠疫斗智斗勇最終還是打敗了他們。這座小城幾乎成了一座精神的死城。

就算是鼠疫終于結束的時候，人們的內心也還有一種深切的不安定感，這種不安定將困擾他們的一生。當他們午夜夢回，汗涔涔地從床上驚坐而起，他們的靈魂仍然處于那片鼠疫的陰影之中，隨時感受著死神鐮刀的冰冷質感。幸存下來的人們，鼠疫沒有摧毀他們的肉體，卻以一種更可怖的方式摧毀的他們的精神，他們的靈魂。

由此便可以得出了，苦難的力量，從不在于物質上的毀滅，而更在于它對精神世界的破壞。

海明威說：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會被打敗。肉體的消亡不算什么，只有精神的麻木，靈魂的終日惴惴不安戰戰兢兢不敢再直面生活，才算是真正摧毀了一個人，從肉體到靈魂，無一幸免。

【第三篇】

透過明敏和摯忱闡明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心的種種問題。——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辭。

一個星期，斷斷續續，我看完了這個寒假的第一本書，加繆的《鼠疫》。這部頂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作品確實給我帶來很大的震撼。閱讀過程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難，最后的收獲也不能說不豐厚。不過對于一個沒有什么哲學基礎、現代主義文學閱讀積淀遠遠不夠的我來說，這部小說值得去深究的課題還有好多。

小說在一個真實的城市中描述了一個虛構的災難。阿爾及利亞是加繆的故鄉，所以它的港口城市奧蘭成為作者筆下的故事發生地就顯得很好理解。那么為什么要寫一場原本沒有發生過的災難呢?為什么要讓這場大災難發生在奧蘭這個城市呢?這里就要說到加繆在創作之初的象征意指和小說創作的背景。早在1940年，加繆就已經開始醞釀用一種寓言的象征形式來揭露法西斯侵略暴行。那么，如何寓言?如何找到寓言的發生載體呢?在加繆當時的日記中，他曾經把法西斯軍隊稱作“像老鼠一樣”，所以用鼠疫來指代這場災難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鼠疫”即法西斯戰爭給人類帶來的災難。1942年，加繆肺病復發從炎熱的奧蘭轉移到了法國南部山區進行療養。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如火如荼之際，且德國軍隊已經進駐法國南部，作家處于無法和家人團聚和極端的憂慮之中。所以在小說中，關于兩地分離的相思之情的描寫才可以逼真傳神。其實，單從其象征意義來看，這注定會是一部不平凡的小說。

小說講得是小城奧蘭中的居民一直過著庸庸碌碌的生活，生活的索然開始讓他們變得麻木不仁，對身邊的事情漠不關心。他們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收益，自己的幸福。在這里。小說暗合了二戰前夕，歐洲各國妥協退讓的綏靖政策和人民的平淡生活�？墒呛鋈唬�小城里的死老鼠漸漸多了起來，遺憾的是這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確實，似乎這件怪事與他們沒有什么關系�？墒呛髞硪恍┤岁懤m開始發燒，并伴有腹股溝的腫塊。鼠疫就這樣到來了，很突然卻很殘酷的到來了。小說的深刻之處在于對這座已經死氣沉沉的孤城中廣大群眾的刻畫，絕望、恐懼、悲傷，這些情感在加繆筆下顯得那么飽滿和厚重。也就是在這里，加繆將自己這些思想的轉變完全的表露出來。具體是如何表現的，我將在文章結尾處，闡述我的觀點。小說最后，鼠疫結束的也是那么突然，就像他到來那樣。而人們也開始慢慢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他們有些人回到過去的生活，就像什么也沒有發生過;有些人以鼠疫作為一個證明自己高貴偉大的籌碼，追求愛情。這個時侯，關于人的虛偽、健忘和麻木描摹把小說升華到一個嚴肅的人性的高度，令人肅然起敬。

小說中塑造了一個反抗者的角色——醫生里厄。他是一個堅定信念與疫病作斗爭的典型代表。他用自己的行為感召了許多與鼠疫作斗爭的參與者，如朗貝爾。他善于觀察身邊的人和事物，也為了全城人民能打敗鼠疫做出了巨大的精神犧牲，他與病重的妻子相隔兩地，直到妻子病逝他也無從得知。還有那個在信仰中掙扎著的神甫;行事古怪的科塔爾;老無所依，執著于煉字琢句的格朗;堅定支持里厄工作，最后染上鼠疫身死的塔魯……這些鮮明的角色無疑成為小說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既然說起了加繆的小說就不得不提他的哲學思想，畢竟，小說只不過是其哲學思想的一個表達方式。加繆的哲學思想是復雜的。一方面，他在小說中承認世界的荒誕、人的非理性、人的孤獨和無意義。如在《鼠疫》中，那場從天而降的鼠疫來的毫無道理，就像一個魔鬼。而作者筆下的人物都體現出一種披著理性外衣的非理性。如那個怪人科塔爾，從開篇的自殺未遂到后來的性格好轉，再到最后變成了瘋子，都讓人摸不到頭腦。還有那位名叫格朗的老人，似乎他的一生都在想寫出一句讓其他人讀了之后“脫帽致敬”的話。至于人的孤獨和無意義在小說中也是比比皆是:前者，當這座疫城被隔離以后，隨著每天身邊的人的不斷死去，對城外親人的思念愈演愈烈，這無疑是這里的人保守孤獨的煎熬。后者則流露出加繆特有的悲觀主義思想，且看小說中的一句話“醫生永遠不會成為勝利者，因為病人終久會死去。”人生的無意義是加繆筆端永恒的話題。

另一方面，加繆無法從他極端個人主義的哲學思想中找到人類的出路，無法從這種哲學中找到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生存的矛盾，所以他的思想中也存在著明顯的資本主義人道主義價值觀。我個人覺得，小說《鼠疫》簡直是加繆對自己的一次自宮。雖然作者還是堅持世界的荒謬和不可理喻，但是他開始呼吁人們的反抗，精神上的反抗，而不是像《局外人》那樣一味的用身不由己來做無所為和自傷的擋箭牌。一個曾經堅持個人自由主義的哲學家也開始認識到團結協作對于抵抗外敵的重要性。《鼠疫》中，小說鞭撻和同情著那些麻木自私的民眾，也歌頌了以里厄為首的抗爭著的堅強反抗。這種以團結群眾，爭取最廣泛幫助為基礎的反抗無疑是對自己曾經思想的某一方面的徹底否定。

我得出的結論，加繆就是披著現代主義外衣的狄更斯。

這部小說激起了我原本就一直蠢蠢欲動的哲學欲望，另一方面，他會讓我更加平和、自知。為了這個荒誕世界的荒誕的一切而煩惱，值得嗎?

【第三篇】

鼠疫是阿爾貝加繆短暫的生命中的一部作品,沒有他的局外人那么著名,但是卻很能夠從這部作品中找到人性中美好,就像蔣方舟說的:“我會反復閱讀這本書,不斷告訴自己什么是善,以及在動蕩、戰爭、劫難的極端環境下怎樣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告訴自己怎樣在集體的荒謬和失控中堅守正義。”

小說講述了在阿爾及利亞的奧蘭發生瘟疫,然后被重重封鎖,城里的人在絕望中的人間百態。他們面對這種荒謬的處境選擇了各自的方式去面對,折射出不同的生活態度。

里厄醫生是本書的主角,他是一個無神論者,他對生活不抱幻想,所以始終能以客觀的語言來描述這場災難。但是在他冰冷的語言后確實一個富有犧牲精神的英雄,他秉持著醫生的職責和良知關心民眾的健康,日夜操勞。就像書中縮寫的“但是根據他正直的良心,他有意識地站在受害者一邊。他希望跟大家。跟他同城的人們,在他們唯一的公共信念的基礎上站在一起,也就是說,愛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這更像是作者本人的宣言,在生活面前要反抗,并且要拯救大多數人的苦難。

新聞記者朗貝爾是一個被困在這個城市的外鄉人,他有一個在巴黎的情人在等著與他相會,他總覺得自己不應該被困在這里,因此他千方百計地想要逃出去,通過官方,甚至偷渡的方法也想逃出去,他說“我并不相信英雄主義,我知道這并不難,而且我是懂得這是要死人的事。是我感興趣的是為所愛之物而生為所愛之物而死。”朗貝爾面對瘟疫一直在做著個人主義的抗爭,個人幸福似乎就是他的信仰。但是最后他卻選擇了留下來。面對災難,就不是個人的痛苦,而是集體的遭遇。面對災難,他不再為自己是外鄉人而困擾,他選擇留下來面對鼠疫,和志愿衛生防疫組織一起工作。最后,鼠疫結束城門打開時他卻沒有了那種迫切想和愛人相聚的激情“朗貝爾知道他將一下子再度獲得他所失去的一切,因此歡樂就會成為一種燙嘴的、無法辨別其滋味的東西。”

格朗是一個小人物,他希望能寫出一部讓出版商在辦公室脫帽致敬的書,他一直在反復推敲著一句無關緊要的話,就像他在這個算不得繁華的城市中也只是一個小人物,生活的不幸一直碾壓著他。鼠疫的到來無疑雪上加霜,但他并沒有更加取鬧,反而積極加入了志愿衛生防疫組織,任勞任怨地工作起來。用加繆的哲學來說就是在對荒謬生活的反抗中獲得了快樂和意義。敘述者在這里說:“假如一定要在這篇故事中樹立一個英雄形象的話,那么作者就得推薦這位無足輕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這將使真理恢復其本來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義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他也被鼠疫侵襲過,在最緊要的關頭讓里厄醫生讀他反復推敲修改了好多月的厚厚一疊的稿紙,那上面最后形成了一句話:“在五月的一個美麗的清晨,一位苗條的女騎士跨著一匹華麗的棗騮馬在花叢中穿過樹林小徑……”讀到這句被他修改了無數遍的話時,我突然覺得活著真好。然而格朗是幸運的,他活過來了,他的痊愈是疫情發展的轉折點,從這里開始鼠疫開始莫名其妙的撤退了。我覺得這反映了加繆的人道主義關懷,雖然生活本身是荒謬的,沒有意義和答案可循的,但是上天不會降災于大多數人類,所以像格朗這樣的無辜者必須活下來,他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希望。

其實鼠疫正是加繆的存在主義哲學的一種折射,他從一種對生活的悲觀否定出發,最后采取了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也許生命的光芒只有在苦難中才能煥發,人的善和創造性才得以發揮,意義才得以呈現。但是我們仍然希望在和平的年代也能挖掘那小小的善和正義,讓真善美成為這個社會的主流,讓幸福成為我們津津樂道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