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他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朋友相似，近幾年來，韋森教授一直在重復著幾乎同樣的觀點。他關于預算民主的呼吁見諸FT中文網、財經網、鳳凰網等門戶網站，他的關于貨幣內生和中國宏觀經濟的判斷也經常發表在《華爾街日報》《文匯報》《東方早報》等網絡和平面媒體上。當他向我展示講課用的PPT課件時，106頁內容充滿了數字和圖表，語氣也更加堅定。他堅信世界的改變依賴于大多數人主觀認識的改變，絕不要因為利益格局的穩定而妨礙甚至放棄傳播正見的自由。為了能夠實現這種價值，經濟學家自己必須努力認清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原理。他相信，知識分子要發揮好社會啟蒙功能，第一要務就是點亮自己。這個觀點產生于一位學者對米瑟斯的評論——“如果你點燃了真理的燭光，追求真理的人們就能夠發現。”\

中國人的商業精神不遜于任何族群

中歐商業評論（以下簡稱CBR）：您一直致力于探索良序市場經濟的運行之道，這對中國社會轉型發展的意義體現在哪里？

韋森：回答這個問題，不妨看一下建國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數據。我國曾實行計劃經濟近30年，把1952年到2011年我國每年的經濟總量描在一張圖上，就會發現從1952年到1978年我國的經濟總量幾乎沒有多少增長，只是1978年市場化改革后，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我國經濟才有了飛速增長。但凡尊重事實的經濟學家，都必須肯定市場經濟對中國社會轉型發展的進步意義。中國前30年計劃經濟時代的停滯和后30多年市場經濟快速增長的軌跡充分證明，只有市場經濟才是人類迄今所能發現的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實現快速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但是觀察人類諸社會經濟增長的路徑，我們也可以得出另一條結論：市場經濟是一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必要條件，并不一定是增長的充分條件。同理，過去中國市場化過程中所出現的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也不一定就能確保我國未來的經濟可持續增長，因此需要不斷探討一個良序市場經濟運行的制度條件、道德基礎和文化環境。

CBR：保證市場經濟良序運行的諸多條件又是怎樣發生作用的呢？

韋森：多年來，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的研究發現，現代憲政民主政治下良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確保市場交易產權的法律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長期增長的制度基礎和必要條件。另一些社會學家（如馬克斯·韋伯、桑巴特）、經濟學家（如熊彼特）和管理學家則認為，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中，文化和商業精神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不是有了充足的貨幣和資本，才會生發出資本主義活動，而是一旦創造財富的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具備了，他們會創造貨幣和資本。我在研究中也發現，在文化精神、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企業家的商業精神是連接文化與市場秩序乃至經濟增長最為直接的“鏈條”。給定一國的資源稟賦、社會條件以及政府許可的自由空間，市場本身就會孕育出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機制，其中企業家的創新和不斷擴大自己商業王國的沖動，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直接的動力。

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我在《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一文中就曾指出，經濟體制轉型、資源稟賦、后發優勢、市場容量大和20世紀80年代后全球化加速的國際環境適宜，是中國發展的有利條件，但這些并不能完全解釋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增長的最終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引入市場經濟后一大批中國企業家的崛起，乃至與中國人的勤勉、精明和堅忍不拔的商業精神有很大關系。

多年來，我一直相信，在全球化加速進行的世界格局中，中國人在發育和擴展市場方面的商業文化精神，絕不比任何其他族群，包括歐美各國、日本和韓國的文化精神遜色。正是千百萬有著精明的商業頭腦和勤勉創業精神的中國企業家，充分利用了中國社會轉軌及與國際商業慣例（WTO規則）接軌過程中的“制度縫隙”“體制空檔”和歷史機遇，以一種看似靈活甚至開始有些“不甚規范”的經營策略，“謀劃”了企業的成長，進而推動了中國過去30多年“奇跡性”的經濟增長。

商業精神，今夕何夕

CBR：這種發揮了鏈條作用的商業精神又是在怎樣的文化環境中孕育出來的呢？

韋森：改革開放以來江南和東部沿海地區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可能與明清（甚至更早可追溯到宋代）以來江南民間工商業自發繁榮的歷史傳統有關,與這些地區傳承并遺留下來的商業文化精神也密不可分，這種精神也很可能與海外華人尤其是南洋華人所特有的工商業精神同宗同源。香港大學的戈登·雷丁教授曾寫過《華人資本主義精神》的著作，專門研究東亞的儒家文化所孕育的華人資本主義精神。

從歷史上看，盛行于江浙一帶的吳越文化和人文傳統素來有重商輕農的突出特征，這使得江浙人機智敏捷精于商道，富有開拓和冒險精神。另一方面，珠三角一帶的嶺南文化“崇利”和“重商”也很明顯，一直是商業貿易比較發達的地區。這種文化里蘊含的開放性與開拓精神、反傳統、善于變通、敢為天下先的特質形成了追求感官享樂、直觀務實并敢于冒險的精神品格。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這種商業精神被壓抑甚至快被泯滅掉了。正是因為存在上述文化精神傳統的遺產，改革發生之際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秩序，率先由這些地區萌生，并迅速向其他地區輻射和擴展，在這個過程中涌現出無數精明能干的企業家和經理人。一大批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崛起，中國的外貿出口和國內貿易不斷增加，中國制造的商品才會不斷涌向全世界。

CBR：既然中國人的商業精神有深厚的文化淵源，為何今日的市場經濟卻面臨著諸如食品安全等誠信環境急劇惡化的尷尬局面？

韋森：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的確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但這卻不是當前商業誠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今天人們經常會看到一些曝光出來的商業欺詐、倫理缺失甚至道德淪喪的事件。從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豬肉到不久前曝光的“毒膠囊”事件等，怵目驚心，不勝枚舉。人們憤怒和悲嘆之余，往往會認為這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這實際上是一個莫大的誤識。當今中國的商業倫理缺失是有體制和制度原因的。在一個引入了市場機制但又缺乏限制政府權力的社會中，政府官員腐敗尋租案件大面積地發生，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急遽拉大，是自然和必然的。在政府官員腐敗不斷被曝光的社會中，如果人們連政府都不敢相信了，又如何能建立起商業誠信系統？又怎么能期望普通百姓和企業界人士有道德自覺和道德自律？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書中指出，“在一個人身自由與個人責任被破壞殆盡的制度中，無論人們的良善愿望，還是組織的效率，都不足以維系社會的行為準則”，就恰恰說明了這一道理。

1961年12月6日，在紐約第66屆美國產業大會上所做的“自由企業的道德因素”的講演中，哈耶克提出“道德和道德價值，只有在自由的環境里才會成長”。這一論辯的邏輯是說，只有在法治社會之中，人們的道德情感才會得以展示和再造，社會的道德水準和商業誠信才會不斷提高。根據哈耶克的上述認識，我也曾提出兩個觀點：（1）只有建立了良序運作的法治民主政治制度，才有可能重建中國的商業誠信體系，才期望能重塑未來中國的商業倫理；（2）只有在現代法治化的良序市場經濟體系中，儒家和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商業美德才能完成其“創造性的轉化”。

已到爭取變革的節點

CBR：面臨這種大的社會格局，要建立良序的市場經濟，我們目前需要做哪些改進？

韋森：這就需要從良序市場經濟運行的制度條件和道德基礎來考慮問題了。西方有句民諺：有好籬笆，才有好鄰居。意思是說，法律規則明確了，才有和諧社會。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家行為要受到外在制度規范的約束，越是清晰明確的法律制度規范和政府行為的行政邊界，越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誠實守信的競爭環境。制度經濟學認為，明晰界定的產權為市場經濟成長和擴展提供充分的激勵；完善且公正的法律框架，為市場運行提供規范性保障；代議制的憲政民主體制，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和宏觀調控提供了合意的政治架構。這些論證既緣于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邏輯推演，也是從人類近現代歷史上發達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遷的路徑的歷史觀察中而得出的結論。

盡管在這些條件尚未具備的情況下，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經濟也取得了高速增長，但我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由此我們相信，只有保護產權的法律制度完善了、企業和政府的邊界明確劃分清楚了，政府職責受到明確約束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才會良好，才會重塑商業倫理和重建商業誠信，企業的經營和生存環境才會改善，也最終才能建立一個良序的和諧社會。

從另一個角度講，沒有文化之外的制度，更沒有無道德維度和倫理基礎的制度。只有在特定文化氛圍中產生，并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倫理基礎上的制度規則，才具有現實的約束力，才會為經濟增長提供充分的激勵。我曾提出“道德是產權之魂”。法律制度必須符合道德，才是正義的法律，人民才會遵守。這就涉及到法學理論中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從學理上來說，康德所說的人心中作為“絕對律令”的道德法則，或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才是產生人類社會正義的法律制度的最終源泉。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曾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的高效運行，依賴于特有價值觀和規范系統”。我進一步認為，市場經濟運行的商業倫理和道德基礎應該是普世的，并在各種文化與社會中是大致相同或相通的。

CBR：近幾年來，國學熱在社會上大范圍地興起，也成為企業家趨之若鶩的學習方向之一，會不會成為未來中國制度變革的思想基礎？

韋森：對此我持保留態度，并且不樂觀。我贊成杜維明先生的一個說法：在當代華人社會里，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已經變成了一個遙遠的回響。傳統中國文化中許多美德和商業倫理，先是被建國后從蘇聯引入的革命意識形態和“斗爭哲學”所替代和淡化了，后來又被“文革”差不多全部毀掉了。改革開放后伴隨市場經濟的到來，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行為又似乎成了整個社會的價值導向。在這樣的社會格局中，把以儒家為主干的傳統文化精神運用于中國今天的市場博弈，完成儒家文化的“創造性轉化”？這似乎只是一些知識分子的美好愿望，想做也做不到。就我有限的觀察來看，不要指望傳統儒家文化對今天的商業運作有多大影響，那些都是少數成功企業家玩玩的東西。中國的古代為什么出現那么多隱士？因為他們看到世俗的為官之道艱難，朝廷上下都充滿了不公平的事，甚至勾心斗角到殘酷傾軋，于是躲入深山成了隱士�，F在有的企業家走過來了，快速地發了大財，什么都見過了，豪車和別墅都有了，就開始玩玩文化。目前商界的“國學熱”，實際上與傳統中國文化有很大距離。

另一方面，我一直認為，企業家真正的道德感來自對現實的關懷。換句話說，企業家的道德不是源自個人企業成功擴張后想做些慈善事、承擔一些社會責任的愿望，而是來自他們的天下意識，即為建設未來的良序社會而不怕自我犧牲的精神。然而我一直覺得比較悲哀的地方是，中國的企業家群體中，幾乎沒有產生能夠替整個社會爭取變革的聲音。在晚清和民國時代，有相當一批企業家本著實業救國的愿望來創辦企業，以期通過發展實業來挽救民族危亡，民族企業家群體對社會和制度變革有著很深的介入。如今，企業家群體更在意去運用自己掌握的資源和關系，去謀求個人和家族的最大利益。也許會有少數比較愛思考的企業家代表，會經常上網支持那些呼喚民主和法制的聲音，但他們自己是不會直接參與這些事情的。這不像晚清和民國時期的民族企業家，他們當時實際上是從各種方面參與到社會變革中。只有懷有天下意識且有國家和民族命運關懷的企業家，才會成為未來中國良序社會建設的脊梁。

CBR：能夠有人開始關注現實就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也許客觀環境的變化會推動社會的最終進步？

韋森：是這樣的。過去所受的教育和各種宣傳濡化所形成的知識結構，以及信息的不對稱，確實會影響很多人對現實的判斷。制度變遷依賴于社會大多數人價值觀、文化信念和思維方式的改變，尤其是市場參與者保護自己所秉有的權利意識的覺醒，因此近些年我一直強調“新啟蒙”的意義。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大環境的變化或許會逐漸轉變中國企業家的群體意識，甚至會促使企業家行為模式的轉變。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低度發展市場空間優勢、人口紅利這些有力因素，正隨著中國步入中等發展水平國家和人口老齡化而逐漸消去，全球經濟復蘇步履維艱，又使過去多年我們靠外貿出口快速增長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國有部門壟斷尋租及其擴張，會擠占民營部門的投資和利潤創造空間并扭曲市場競爭機制和扼殺創新；多年來政府財政稅收的快速增加—差不多每年都以GDP增速的兩倍甚至更高的速率增長—一直在加重企業稅負，并導致政府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快速攀升，而居民家庭收入的份額卻不斷萎縮。上述這些因素，都導致轉變現有的中國經濟增長方式非常困難，內需難以啟動，從而中國經濟未來的可持續增長有許多隱憂。

在明清時期的商箴乃至歷代商人的實際運作中，都一直奉行“敬官、畏官”“民不與官斗”等經營和處世之道，結果多像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所說的那樣，商人們“傳統的做法不是造出較好的捕鼠籠來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謀取捕鼠專利”。即將來臨的中國經濟的大轉型，也許會促使中國企業家權利意識、改革意識和天下意識的覺醒，從而進一步爭取和推動減稅富民的政策實施乃至預算民主和稅權法定的制度變革。中國的企業家群體，在未來不僅需要保持精明、勤勉、創新和不斷做大做強自己企業的商業精神，更要有推動未來中國改革、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天下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