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催債何時休?

輕則電話催收、派人去家里，重則非法拘禁、毆打欠債人。暴力催債事件屢發，還出現了“催討產業”，手段惡劣，社會危害嚴重

紀森是北京市海淀區某房產中介公司負責人，銷售經驗豐富的他最近卻遇到一樁怪事：

業主張某將自己價值420萬元的房子作價325萬元出售，并要求越快成交越好。見慣了加價售房的紀森對這種減價出售行為感到不解，跟張某溝通后才恍然大悟。

原來，張某的兒子做生意資金緊缺，曾借了一筆高利貸，每天利息高達7萬元。但由于投資不順利，無法及時還款，遭到放貸人威脅。無奈之下，頂不住催債壓力的張某選擇低價出售房產，盡快變現還債。

在山西省某市從事貨運生意的張林也遇到了暴力催債。2015年底，張林欠下近20萬元債務。為了還錢，他向當地有名的放貸人胡偉先后借了大約70萬元高利貸，月息3分到8分不等。張林還清原本的債務后，很難短期內再還上欠胡偉的70萬元本金和每月近4萬元利息。但胡偉也不是好惹的，去年5月，他強行開走了張林的車。

“我也想千方百計湊錢還上，但他們根本不給我機會。”無奈，張林走上了逃債的路。后來胡偉等人又找到張林母親的住處，搶走了他家的地契。據張林的鄰居回憶，那段時間，村里的墻上、電線桿上，都是張林的名字和照片，還有各種威脅恐嚇的話語。

近年來，高利貸暴力催債事件屢有曝出，人們不僅驚訝于借2萬元利滾利欠20萬元，也被種種催債的暴力手段所震驚。

浙江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丁騁騁認為，由于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銀行強化資產質量控制，借款人融資難依然存在，生意不好做，融到錢又陷入還款難，民間借貸的不良資產處置逐漸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利益生態鏈。

“甚至還出現處于‘地下’或‘半地下’的催討產業，他們將不良資產稱為‘特殊資產’或‘資產包’，有專門的催收團隊。”丁騁騁說。

這些催收團隊中有人負責打電話，有人進行調查，有人研究法律事務，也有人上門要債，催討過程往往有以下幾類階梯式手段：

第一階梯是電話催收，剛開始是提醒式的語言催收，如果不還則使用威脅性語言;

第二階梯是派人上門到債務人家里或所在單位，整天跟著債務人;

第三階梯是使用流氓手段，但不至于構成犯罪，比如上門潑糞、潑油漆、敲碎玻璃窗、扔動物尸體等;

第四階梯是使用暴力的犯罪手段，公開對債務人毆打、侮辱，甚至非法拘禁、捆綁,造成債務人身體傷害等。

“以不久前的山東聊城辱母殺人案為例，有很多催債手段極其惡劣，造成的社會危害十分嚴重。”丁騁騁說。

放貸人的錢誰保護?

普通放款人遇到高風險的借款人違約，合法催債手段并不多，只能打官司，用較高的訴訟成本換回欠款

被催債的感覺不好受，但從放貸人的角度講，他們也有苦衷。

“一些生意人經常從我這里借走幾百萬，用于過橋資金或墊付貨款，雖然只用幾天，但這么大的資金挪動也是需要成本的，更不能想不還就不還，他們不還錢，公司也有損失啊。”曾在東部沿海某縣經營一家小額貸款公司的葉明漢說，他們找過人晚上去借款人家里威脅嚇唬，確實會有一點效果，有時能要回來一點錢。“我們知道這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但還能怎么辦呢?”

最近，華北某市貸款公司總經理張淑梅為手里握著的一堆“房產”發愁：這筆500萬元的欠款，房子雖然之前已抵押，但等了一年半，法院還沒判;那筆250萬元，處置部分房產賣了146萬元，剩下的欠款遙遙無期……張淑梅放貸一向很謹慎，卻還是遇到了幾次要不回錢的情況。“為減少放貸風險，一般我會要求對方必須抵押房產或車子，但真走到去法院打官司那步，等判決拍賣完再拿到錢，其間又要付出很多精力和財力。”

“對出借方來說，關鍵問題是合法的催債手段并不多，尤其遇到惡意逃債的人，不施加點壓力根本拿不回錢。”謝偉平是河北某貸款公司聘用的專職律師，該公司主要做一些小額貸款業務，后來公司負責人發現欠債逃債事件時有發生，但催債要債又特別艱難，打官司成本也很高，只好專門聘用一批人來幫助公司維權。

即使是通過合法途徑，負責幫公司打官司催債的謝偉平每天工作壓力也特別大。一方面從公司經營考慮，要盡可能幫公司多拿回欠款，另一方面民間借貸的法律規范還不完善，等抵押資產拍賣處置完，分到了錢卻無法抵銷高昂的訴訟成本，公司的資金鏈可能受到影響。

據了解，目前法律對民間借貸的規定，主要是2015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其中指出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若借款人請求出借人返還已支付的超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也就是說，雙方約定的未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出借人請求給付，法院是支持的;對于年利率在24%至36%之間、借款人沒有給付而出借人請求給付的，法院不予支持，但對于借款人已經自愿給付了的，法院不認定為不當得利，也不會判決出借人返還;對于超過年利率36%的部分，法院應認定超出部分無效。

謝偉平說，因為近幾年生意不好做，很多貸款公司的利息要求其實并不高，一些所謂“利滾利”也是為了規避放貸風險，借款人在簽訂合同時是完全知情的，但風險在于很多人明知道還不了債卻依然去借錢。

“高利貸越來越集中于高風險的放款人和借款人，這兩類人博弈的結果，是一定會有非常規手段出現在借貸糾紛的處置中，最終使高利貸出現涉黑傾向，很容易導致惡性事件。”丁騁騁認為，從目前的法律規定看，面對高風險的借款人，如果違約，一般放貸者對他們毫無辦法，所以一些高利貸放款人可能就會使用非常規手段暴力催債。而那些謹小慎微的普通放款人，放貸收不回來，打官司沒用，不得已也會求助社會上一些半公開、半合法的催收公司。某種程度上說，放貸人權益保護不夠，無形中助推了這類催收公司的產生，也影響了民間借貸的健康發展。

民間借貸還有存在必要嗎?

監管部門應該促進其陽光化、法制化、規范化發展，充分發掘積極效應，為民間資本“開正門、走正道”，合理引導投資流量流向

民間借貸，一直是金融界乃至整個社會關注的熱門話題，但由于監管難度大、借貸利率不透明等問題，大量資金游走于灰色地帶，不利于金融市場的健康運行。

有人由此發問：民間借貸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認為，民間借貸監管規范薄弱、風控體系缺位、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等，使民間金融運行蘊藏著較大的風險，確實給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埋下了隱患，但民間借貸作為民間的一種經濟活動行為，有其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一方面，隨著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經濟活動日益頻繁，民間資金規模越來越龐大，資本多元化趨勢愈加明顯，一些人希望拿出手頭資金做些投資，而利用好這些民間閑散資金，有助于緩解中小企業和“三農”的資金困難，形成多層次資金融通。另一方面，一些借款人求助于銀行，往往會因授信資格、抵押條件達不到而被拒之門外，希望通過民間途徑解決救急性、臨時性和突發性的資金需求。民間借貸是正規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補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部分社會融資需求，監管部門應該促進民間借貸的陽光化、規范化和法制化。

作為浙江溫州金融改革的標志性產物，溫州民間借貸服務中心是推進民間借貸發展的一個嘗試。據該中心相關負責人介紹，長期以來，溫州傳統的民間借貸習慣于在熟人間私下里進行交易，借貸手續總體簡單且不規范，存在很大風險。

服務中心成立以來，通過規范推進信保、抵(質)押擔保等多種類型借款形式，促進民間借貸過程規范有序，民間借貸備案信息逐步豐富完善。越來越多的民間借貸不再只是簡單地出具一張借條，借貸雙方在交易時往往手續齊全，通過融資信息服務企業，將借款協議或借條格式化。不僅借款金額、期限、利率等有明確約定，而且對違約責任甚至引發訴訟所需的程序都做了詳盡約定。服務中心有效實現了對民間借貸規模的實時動態監測，及時防范借貸風險。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底，溫州市民間借貸累計備案達44515筆，總金額474.01億元，備案率達59.25%。成立5年間，僅服務中心就成功識別和制止了60多起虛假借貸事件的發生，其中有假的房產證、機動車登記證、身份證、結婚證等，提高了交易質量。

“應加強對公眾的宣傳，例如讓公眾明白高利貸的利率限制、法律規定等，做到防患于未然。”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金雪軍建議，那些民間的合法貸款，若發生違約，要有依法調解、訴訟的合法手段，嚴禁限制人身自由或采取其他方式騙取、逼迫借款人償還;對于不合法手段，在管理范圍內應加大規制和打擊力度，保護好公民的個人權益;對違法經營、判定無效以及涉嫌詐騙的，應在審理過程中移送公安機關。

服務有資金需求的中小微企業，正規金融還應發揮更大作用。丁騁騁建議，應出臺更加便捷優惠的中小微企業貸款審查和放款機制，對信用機制要綜合考察、評定，制定更精準的貸款服務制度和措施，解決實體經濟面臨的資金困境。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蓋凱程認為，發掘民間資本的積極效應，必須“開正門、走正道”，合理引導民間投資流量流向，制定適應民間借貸發展新特點的政策規定，充分發揮其補充金融市場需求空檔的優勢，為經濟社會持續平穩運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