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建立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準則、提升金融市場透明度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G20匹茲堡峰會特別強調了會計準則制定的獨立性問題，其中涉及金融保險會計與監管規定的分離。
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兩者之間如何協調，已經成為后金融危機時代需要正確認識的一個重要課題。近年來隨著我國會計準則改革的持續深入和金融監管的日益加強，這一課題同樣也擺在了我們面前。
會計目標和監管目標不同，要求會計規定與監管規定分離
會計目標是企業財務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的基本出發點。根據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的規定，會計目標是“向財務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報告使用者作出經濟決策”。我國會計準則規范的目標將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實現了有機結合，并且與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美國等主要市場經濟體會計準則的相關規定保持一致。
這一會計目標的核心要求是：（1）會計信息應當首先滿足投資者等決策需要，而且也可滿足其他會計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要；（2）企業根據會計準則所提供的會計信息應當真實、公允、可靠、可信，秉承客觀中立、不偏不倚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合理引導投資決策，優化資源配置，避免決策失誤和資源浪費。概括起來，會計目標強調投資者利益保護至上，會計信息真實公允、客觀公正。
金融監管目標盡管也考慮保護投資者利益但與會計目標并不一致。金融監管目標主要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與穩定。根據這一目標，在具體監管政策取向上，當投資者利益與存款人利益（或保單持有人等消費者利益）發生沖突時，金融監管要求保護存款人利益優先；當公平與效率發生沖突時，金融監管要求以公平優先；當公允與審慎發生矛盾時，金融監管要求以審慎優先�？偠�言之，金融監管的重要特征是審慎監管，其目標強調存款人利益保護至上，把保障金融機構穩健經營、金融體系安全穩定作為其監管的基本要求。
會計目標與金融監管目標之間存在的差異，勢必影響到相關會計或者監管規定，為了滿足不同的目標，會計規定和監管規定需要分離。以銀行業為例，會計準則為了如實反映金融資產的風險和價值，要求對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照公允價值進行計量，公允價值變動通常計入所有者權益（資本公積）；而金融監管規定考慮到其公允價值增加額不確定性較大，為審慎起見，往往在計算資本充足率時將其從監管資本中剔除或者僅考慮其中的一定比例。
再如，會計準則為了如實反映信貸資產減值情況，要求銀行根據減值跡象，針對已發生的信用損失以資產負債表日未來現金流量的折現值為基礎計提減值準備，既不能多提也不能少提、既不能早提也不能推遲計提減值準備，按照“已發生損失模型”確認信貸資產減值損失；而金融監管規定通常認為“已發生損失模型”不夠審慎，容易導致順周期效應，主張在資本監管中按照“預期損失模型”計提信貸資產減值準備，根據“預期損失模型”，銀行計提信貸資產減值準備還需考慮未來預期信用損失，進而確定所需要的監管資本。
由此可見，只有會計規定和監管規定分離，才能同時兼顧會計目標和金融監管目標，才能既維護投資者利益，又保護存款人利益，如果片面強調兩者的統一或者兩者選其一，可能會適得其反。
國際經驗表明會計規定與監管規定分離是大勢所趨
國際金融市場多年的發展實踐表明，金融市場要長期健康有序發展，必須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和強化金融審慎監管，這是金融經濟發展的兩大基本要求。
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要求企業財務報告應當向使用者披露真實公允、決策有用的會計信息，以滿足金融市場相關各方了解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信息的需要，提升市場效率。強化金融審慎監管要求企業盡量多提準備、估足損失，盡量多留成、少分配，盡量保證資本充足穩定。毫無疑問，如果會計規定一味倚重于監管規定，滿足有關“審慎”或者“穩健”要求，就很有可能會犧牲會計信息的透明度，投資者將無從知道企業真實的資產、負債質量，不利于金融市場資金的合理流動和資源的優化配置。
為了有效解決兩者之間的矛盾，世界各主要國家或者地區普遍采取的措施是：通過會計規定與監管規定之間的分離，既在財務報告層面確保會計信息透明度，又在監管信息層面提出有關資本、杠桿率、風險準備、利潤分配等約束指標與條件，確保風險可控與審慎經營，從而有效協調會計與監管之間的關系，同時滿足會計目標和監管目標的要求，一舉兩得，相得益彰，已經成為大勢所趨，潮流所向。
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備受關注與推崇的西班牙銀行動態撥備制度，是會計規定和監管規定相分離的產物。西班牙銀行業近年來已要求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財務報告，在財務報告中按照會計準則的規定如實計提貸款減值準備，確認減值損失，提供會計信息。銀行監管部門出于審慎監管需要的考慮，建立起了逆周期的動態撥備制度，通過歷史貸款違約數據（20年數據）來調節銀行貸款撥備，要求銀行在經濟繁榮期多提撥備，經濟下滑期少提撥備，以為西班牙國內銀行帶來更大的資本緩沖。這一制度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得到了國際社會有關人士的贊譽，也使西班牙銀行業在本次金融危機中損失相對較小，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班牙獨特的銀行貸款會計與監管相分離的制度安排。
目前，無論是美國、西班牙，還是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以及歐盟其他成員國，無論是IASB還是巴塞爾委員會（BIC）等國際金融監管機構，有關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都是分離的，它已成為舉世公認的不爭事實，對于我國深化會計改革和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我國會計規定與監管規定分離的改革已取得重要成果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來，我國會計準則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突破性進展，會計準則順應了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實現了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趨同。這一輪會計改革的亮點之一是：一方面兼顧我國有關金融監管部門的信息需要，另一方面逐步實現會計規定與監管規定之間的分離，使會計準則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以更好地向財務報告使用者提供真實公允、可靠可信、獨立客觀的會計信息。事實證明，這一政策趨向是在充分吸收國際經驗與教訓和緊密結合我國國情基礎上所做出的正確選擇，符合國際潮流，順應我國發展需要，得到了業界的廣泛好評和充分肯定。
一是銀行貸款減值會計與監管撥備實現了分離。
我國銀行貸款減值會計，曾在較長時間里按照監管部門規定的信貸資產余額的1％計提呆賬準備金，結果導致銀行業普遍資產高估，利潤虛增，責任不清，信息不透明。2002年部分銀行執行新《金融企業會計制度》（財會[2001]49號）后，仍然是按照監管規定的貸款五級分類和固定計提比例，提取有關貸款損失準備，會計信息的真實公允性仍然難以保證。
2006年財政部新發布的金融工具會計準則，明確規定銀行會計應當按照未來現金流量折現法如實計提貸款損失準備，實現了我國銀行貸款減值會計與監管撥備規定的分離。在實務中，為了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銀行一般對次級、可疑、損失類貸款按個別資產為基礎計提減值準備，對正常、關注類相關貸款，以組合資產為基礎計提減值準備，在此基礎上再確定服務于監管目的的各類貸款損失撥備及其計提比例，從而有機地滿足了銀行會計目標和監管目標的不同需要。
二是銀行所有者權益會計與監管資本實現了分離。
從廣義會計角度，銀行按照會計準則核算的所有者權益金額就是銀行的資本，但是在所有者權益項目中有些是由于確認相關資產未實現利得所形成的，比如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增加額、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增加額、現金流量有效套期中套期工具公允價值增加額、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增加額等。從會計如實反映銀行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角度它們都被計入了凈資產。
但從銀行審慎監管角度，這些公允價值變動額所形成的未實現損益具有不確定性，為此我國在計算監管資本時，將其從核心資本中扣除，并可全部或按規定比例計入附屬資本；對于相關資產公允價值變動屬于凈損失的，因其符合審慎原則而無需調整，從而實現了銀行所有者權益會計與監管資本的分離。
三是保險公司保險合同準備金會計與法定精算規定實現了分離。
我國保險公司過去一直是按照保險監管部門的法定精算規定計提保險合同準備金的，由于法定精算規定是根據保險審慎監管要求設計的，因此保險公司一般據此計提的準備金都遠遠超出其實際承擔的保險負債。如中國平安保險公司2008年度A＋H股年報披露，其H股報表列示的保險合同準備金對凈資產的影響金額比A股報表少449.20億元，對凈利潤的影響少98.57億元，其原因就是A股報表計提的保險合同準備金過于穩健、超額計提所致。
2009年12月22日，財政部印發了《保險合同相關會計處理規定》，要求保險公司會計以合理估計金額為基礎計量保險合同準備金，監管所需的償付能力報告仍然以法定精算規定為基礎計提保險合同準備金，從而實現了保險合同準備金會計規定與監管要求的分離，有助于財務報告更加公允地反映保險公司財務狀況（尤其是負債狀況）和經營業績，有效提升保險會計信息的透明度，促進投資者對保險公司的合理估值和監管部門的風險監管，推動保險市場有序競爭和健康發展。
與此同時，《保險合同相關會計處理規定》還明確規定，保險人簽發的既有保險風險又有其他風險的保險混合合同能夠單獨計量和區分的，應當進行分拆，分別作為保險合同和其他合同處理。這一規定將更加如實反映保險公司風險保障產品和投資理財產品的發展程度，衡量保險保障功能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引導保險公司進一步調整業務結構，落實保監會有關“防風險、調結構、穩增長”的要求，增強保險業核心競爭力。
總之，隨著我國近年來會計改革的深入和與國際準則趨同步伐的加快，我國金融保險會計與監管規定分離的改革已經取得重要成果，得到了國內外有關市場人士的充分肯定和廣泛認可，對于我國金融市場長期可持續發展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