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更清楚和真實地反映企業的資產負債情況，壞賬準備科目和其他的多項準備計提科目一樣，一直在企業資產和負債真實性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作為報表使用者，更企盼所使用的報表里關于“壞賬準備”的數據不差毫厘。那么相應地，作為報表提供者，又是怎樣使得這樣一種原本屬于“把關門鎖”的壞賬準備變成了自己企業在一定年度通向業績顛峰的“捷徑”呢?

“玩轉”壞賬準備

實際上，企業在確認壞賬時，應具體分析各項應收賬款，具體包括：金額大小、信用期限、債務人信譽以及債務人的經營情況等因素。對于那些有確鑿證據表明已經無法收回的應收賬款，應該予以全額計提壞賬準備。

何為“無法收回”?這里便存在一個界定的問題。在相關的法規規定里明確指出，屬于“確鑿證據”的有：債務單位已撤銷、破產、資不抵債、現金流量嚴重不足等。很顯然，債務單位撤銷也好、破產也好，是需要通過法律程序來給予公告的，故債權單位很好掌握這一尺度。而關于資不抵債、現金流嚴重不足，僅僅通過企業的財務報表只能略知一二，并不能知曉全部，由此便在某項應收賬款上是否應該全額還是部分計提壞賬產生了困難。

顯然，作為那些意欲粉飾報表的企業來講，如何利用壞賬準備計提來玩轉利潤似乎成了一種“時尚”。他們會在企業需要虧損的年度，利用壞賬準備計提創造出巨額虧損，而又在需要粉飾報表“創造”業績的年頭，將以前年度的壞賬準備計提沖回，調節利潤，這幾種做法在股市中都是簡便并且有“立竿見影”之奇效。

2004年的年報披露早已塵埃落定，然而其呈現出來的特點卻給報表分析和使用者們帶來了一段不小的沖擊波，甚至余煙未消。而這股曾經籠罩了2004年報出臺過程的濃煙，相信各路人士不會輕易忘懷，那便是-2004年底的大量壞賬準備計提使得部分公司陷入了巨額虧損之中。

有句口號曾一度塵囂日上：“讓我一次虧個夠。”而事實證明，在去年的那場業績比拼大戰中，的確有很多公司都前赴后繼、爭先恐后地力爭達到“虧個夠”之境界。這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四川長虹，它對APEX欠款糾紛公司計提的壞賬準備高達25.04億元，而正是這一占據了其所有計提大半壁江山的巨額壞賬準備的計提，使得四川長虹的2004年成為了其上市以來的首次虧損年，并且是“不虧則已，一虧驚人”。盡管有部分人一直認為，四川長虹此番斷臂求生的良苦用心和堅決勇氣，目的更是為了要“甩脫陳年老賬從而輕裝上陣”，因為其計提壞賬準備之后，公司的資產更趨于真實，后續的盈利能力會有真實資產力挺。但是人們或多或少都認為其有故意“甩包袱”之嫌疑。而當2005年剛剛過完一個季度，四川長虹就一改每股虧損1.7元的2004年年報頹勢，而一舉拿出了扭虧為盈的報表-2005年前3個月已賺1.74億元，每股收益達到0.08元。此舉出現，人們不由得想起了年前甚至今年年初的那些質疑之詞了。似乎這一盈利，已在某些人的意料之中。

2004年的青鳥華光不甘寂寞。其經營業績虧損6580萬元，每股收益為-0.26元，但是據記者查看其相關資料發現，在臨近2004年末時候，該公司又發布公告稱，公司將對應收賬款壞賬計提比例進行大幅度上調。公司三季度財務報表顯示，三季度末公司應收賬款余額為3.9255億元，其他應收款余額為26.6842億元。

吳忠儀表亦不肯落后，記者翻看其2004與2003年相關報表發現，公司2004年第三季報來的數據與2003年底的財務數據相比，截至2004年9月30日，公司應收賬款由1.8億元上升至2.39億元;其他應收賬款由1.71億元升至2.03億元。而在2004年年報預告中，預虧3億元的吳忠儀表則對投資損失、壞賬損失、存貨損失共計提2.51億元準備。上海某上市公司財務負責人林先生對記者說，“很顯然，一般情況下，上市公司都會采取比較穩健型的財務政策，然后依據實際情況來進行壞賬準備的計提。”

但是誠如上述所言，通常我們生活中存在更為普遍的一種現象卻是，企業會在某個時段為了掩飾業績長期不計提一些該提的壞賬準備，然后在其后的某年突然翻起舊賬撇開距離，大量計提。“這實際上是一種坑害廣大投資者的行為。因為很多企業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甩開從前的包袱!”林先生補充說。

鴻儀系的昔日風光已經不再。而當我們再回頭看看作為鴻儀系之一的張家界2004年的相關科目時候，我們發現，2004年其其他應收款為8，067萬元，對其所計提的壞賬準備為325萬元，比2003年同期增加了57%.

分析人士指出，這些企業的大舉計提，一定程度上更是為了來年甚至若干年后的報表漂亮埋下伏筆，它們會在企業需要的時候，恰到好處地沖回計提調節利潤。于是2004年的業績硝煙戰中，正處于恢復上市關鍵期的*ST江紙便“迎風破浪”走在了諸多類似企業的“前列”。*ST江紙原第一大股東江紙集團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10億元，從2002年開始，眼見扭虧無望，*ST江紙陸續對該筆與關聯方的其他應收款計提壞賬減值準備，導致了連續三年虧損而被暫停上市。然而在2004年，為徹底擺脫因連續三年虧損而被暫停上市的窘境，它踏上了一條回沖計提之路。2004年三季報顯示，江紙集團報告期內償還巨款，沖回壞賬準備2.32億元。正是這失而復得2.32億元，使得連年虧損的*ST江紙“久旱逢甘雨”，成就了一個季度便每股盈利0.92元的“神話”，一躍成為兩市屈指可數的“績優股”。

尷尬的中介

針對企業“花樣百出”的招式，作為報表監督者的中介機構，又是如何面對這些情況的呢?他們在所出具的審計報告中，對涉及這種利潤操縱行為的企業報表是否進行了必要且及時的揭露?

畢博管理咨詢公司大中國區董事總經理張雯華對記者說，關于壞賬計提，我國的財務制度已經規定了相應的計提百分比。而曾在某會計師事務所任職的王先生也坦言，各個單位有自己的壞賬準備政策，計提比例有所不同，一般根據賬齡，時間越長比例越大。但是實際計提的壞賬準備不能全部稅前扣除，按稅法規定，只能扣除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的0.5%，所以多提的應做所得稅納稅調整。

“但是這并不影響企業去粉飾其報表的行為。因為對于那些急于甩掉包袱的企業來講，納稅調整不過是增加一些應納稅所得額而已，一旦企業虧損巨大，即使按照這0.5%的比例來調整，也不過是杯水車薪。而企業卻還是達到了其最終的目的-與歷史‘說再見’。”林先生說。

張女士進一步指出，企業的應收賬款的可收回性自己的人員最為清楚，但是他們往往沒有按要求去計提壞賬，尤其是對于那些已經明顯收不回來的賬款，仍然不予計提壞賬。

王先生告訴記者，中介機構審計應收賬款最常用的是函證，并輔以替代程序。

事實上中介機構的工作底稿中關于審計應收賬款的程序是比較詳盡的，由此可排除制度不健全一說。那么到底是何原因造成了這些審計程序形同虛設呢?難道審計人員們都視而不見嗎?

在記者的采訪中，一位業內專家的話道破天機：“我國在這些審計程序的執行落實上存在很大漏洞，尤其是中介機構，他們一方面受制于被審計企業，唯恐利益沖突過大而喪失此筆生意，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客觀條件的限制。”

很顯然，目前我國并沒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會信用機制，企業與中介機構之間更多的是靠一種似有若無的關系網籠罩聯系著，一旦企業欲在包括應收賬款可回收性上做文章，出于自身利益，也許仍然有中介選擇了“沉默是金”。“實際上審計人員對這方面都非常關注，但由于我國在這方面的相關會計規定上比較含糊，甚至給予了企業很大的解釋權，由此會導致問題仍然存在。例如本年度業績不太好的企業，它完全可以此為名，對于一些明明已經收不回來的應收賬款，仍然不計提壞賬準備。”張雯華女士分析說。

不解的疑問

原意是要讓報表上的應收賬款實際占用資金更為接近實際，消除虛列的應收賬款，從而有利于加快企業資金周轉，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然而走到今天，“壞賬準備”卻更多的成為了“虛列利潤”的“靈丹妙藥”，甚至成為了企業里的大股東應收賬款的豁免之“盾”。由此引發了系列疑問，是誰打開了“壞賬準備”的“潘朵拉魔盒”?自從股市恢復以來，諸多公司到底有多少募集資金被大股東占用?而由此造成的資金流失到底有多少?在這一條又一條資金流失的“利欲之河”里，到底誰要承擔更大的責任?

借用上述專家之言，我國的誠信體制的缺失，給社會經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嚴重影響。一位市場分析人士認為，巨額壞賬不明計提的行為，表面上是該企業的例行會計行為，實質上是該企業上市以來不實經營行為的一次大曝光，而這類情況是在我國只是冰山一角。

“潘朵拉”原本應該是集智慧與幸運于一身的幸運兒，只是在不甘寂寞的生活里受好奇心之驅使打開了那個裝滿了人世間一切邪惡甚至災難的“魔盒”，從此給人間帶來無盡苦痛。而當它幡然醒悟關上魔盒之時，卻獨獨把“希望”關在了“魔盒”里。那么，那些因為“壞賬準備”這一魔盒已經被打開而深受其害的廣大投資者們，他們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是誠信體系的建立也好，是市場體制的健全也好，我們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