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常以中山為名。[1] 生于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的農民家庭。青少年時代受到廣東人民斗爭傳統的影響，向往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是中國近代民族民主主義革命的開拓者，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行者，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締造者，三民主義的倡導者，創立《五權憲法》。他首舉徹底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二千年帝制”。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世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

　　這是孫中山領導的。他首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物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但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使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一、孫中山名字之由來

　　二十世紀是一個滄海桑田的時代，在中國更是百年銳于千載。作為本世紀三個偉人之一的孫中山，站在時代的起跑線上，以其卓越的洞察力和“愈挫愈奮”的精神，帶領中國人民掙脫封建的羈縻，跑出了向現代社會進發的第一棒。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于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幼名帝象，號日新，字明德，后改號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孫中山”之名既由此而來。

　　孫中山出生貧寒，六歲時便開始參加勞動。12歲時，前往檀香山投奔哥哥孫眉，在英美教會學校接受了五年教育，初步了解了歐美的科學文化知識和部分資本主義民主思想。回國后，1886年在香港學醫，1892年畢業。在香港讀書期間，比較系統地涉獵了西方政治、軍事、歷史、物理、農學知識，當然還有醫學等現代的學科，尤其喜愛讀《法國大革命史》和《物種起源》這類書。課余時間，孫中山進修中文，獨好“三代二漢之文”。孫中山和當時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不同，他最先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而非中國的經學，走了一條由西學至中學的路。這一點，對孫中山的人生歷程和思想有極大的影響。

　　二、政治生涯三階段

　　孫中山的政治生涯可分為三個階段：從1894年成立檀香山興中會開始到1911年清政府倒臺，為打倒滿清封建王朝時期。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至1922年6月陳炯明炮轟總統府，為保衛真正的中華民國而奮斗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孫中山組織了倒袁的“二次革命”，以及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爭”，反北洋北京政權的“護法戰爭”。為了更好地團結力量，1914年6月，孫中山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孫中山任總理。1919年10月，“以鞏固共和，實現三民主義為宗旨。”又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開始率兵北伐。

　　1922年6月到1925年3月，為改組國民黨，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時期。

　　1922年，孫中山開始與蘇俄接觸，1923年1月和蘇聯代表越飛聯名發表《孫文越飛宣言》，表示互相支持，中國可以依賴蘇俄援助，蘇俄則宣布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蘇俄放棄帝俄在華的不平等條約。聯俄政策已定。

　　1923年1月至1924年，孫中山再度改組國民黨，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其中的《一大宣言》體現了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會議實現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1924年11月，北京政局發生了變化，同情革命的馮玉祥暫時控制了北京的局勢，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孫為擴大革命的影響，決定北上，提出以召開“國民會議”的形式解決國事問題，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掃除外國在華勢力的口號。孫中山途徑香港、上海、日本、天津，只要可能孫中山就竭力宣傳其主張。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國民會議運動”。途中孫中山肝病發作，抱病北上，1925年3月1 2日在北京逝世。

　　三、“振興中華”的理論思考：三民主義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集中體現了他為“振興中華”所作的理論思考。1903年，孫中山在為東京軍事訓練班所寫的訓詞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民主義的基本內容：“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905年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把孫中山的思想歸納成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三大主義。在實踐的磨礪過程中，三民主義的內容有補充更改，但是，它的基本框架變化不大。三民主義理論比較徹底地揭示了中國社會基本矛盾，在相當一段時間里，成為當時社會最先進的、最有戰斗力的思想。

　　孫中山在他的遺囑中這樣寫道：“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為此目的，孫中同牢牢把握著時代主題。外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清朝封建的異族統治，使民族矛盾居于最突出的地位。但是，憑著對世界的了解，孫中山清楚他所面臨的任務遠遠超出民族主義的范疇：政治制度的重建，經濟體系的創立，以及國民素質的培養，同樣是刻不容緩的，只有這樣，才能振興中華，才能使中國平等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事跡和思想之一：民族自決辛亥革命中尋求英國援助落空

　　孫中山強烈的民族危機感來自于外來侵略。他在《檀香山興中會章程》中，大聲疾呼：“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于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所以，“物集會眾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華”。但他把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庸奴誤國”。因此，他在辛亥革命期間，武裝反清與尋求各國政府的支持是同時并進的。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漂泊海外十六年的孫中山聞知國內的情況后，以為目前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外交上得到各國的支持尤為重要。他估計美國、法國會同情中國革命;德、俄兩國則持反對態度;日本人民支持而政府反對;英國人民贊同而政府態度猶豫。因此，他決定前往英國游說該政府，以為如果能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日本就不能危害中國了。于是，他先后去了紐約和倫敦，與英美金融界、外交部接觸，中心意圖是：一、經濟上斷絕對清的援助;二、與各國商洽借款;三、希望給予日本壓力，使之不再援助清庭。但是各國以各種借口拒絕了孫中山的要求。于是，孫中山只有兩手空空地回到祖國。